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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美学三重向度及其时代意识与价值 　　摘要：作为阳明弟子的黄绾众所周知，然其心学美学思想研究甚少。黄绾的美学思想建基于“艮止执中”的心体论，具体呈现三重向度：人格美学、实学美学和“大和”之美，并表现出情理圆融、求实致用和美善合一的思想特色，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晚明心学美学中具有代表性。黄绾的美学思想是在对理学末流以理抑情和阳明后学重情轻理的批判与纠偏中建构起来的，并和当时的政治、学术思想密切相连，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价值。 　　关键词：黄绾；艮止执中；人格美；实学美学；大和美；情理圆融 　　中图分类号：B24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6-0067-007 　　黄绾（1480―1554），字宗贤，号石龙，浙江黄岩人。黄氏早年宗程朱理学，后与王阳明、湛若水交游，开始信奉王学，并长期笃信、传播王学。黄绾晚年强烈批判王门后学特别是以王畿为代表的“现成良知”说和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艮止”心体论，以区别被阳明后学异化了的“良知”说。黄氏反对将“良知”异化为“现成良知”，强调心体之实、工夫之实、治世之实，但其思想在本质上仍属阳明心学的范畴。 　　黄绾生活在理、情各执一端，难以融合的时代学术语境中。其时，程朱末流以理抑情，阳明后学抬高情感而忽视道德理性。理与情的偏执带来了人性遮蔽以及空虚之风的兴起。面对社会风气的靡乱，黄绾提出了“艮止执中”思想，追求完整的人格，达到善与美的圆融，实现和乐之境的审美理想。黄绾从理学转向心学，后又批判阳明后学，究其根源，正是他对圣人之境、审美之境不断追求及体验的结果。黄氏美学思想在境界论上呈现的人格美、实学美学及大和美，既有对融合情理、消融主客，使其达到道德与情感的合一，实现心灵愉悦的心学美学的肯定，又有向经世致用、人情之真所体现的实学美学思想的转变。 　　一、“大礼议”与黄绾对人格美的追求 　　“大礼议”是发生在明中叶嘉靖时期的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守礼派和议礼派之间围绕嘉靖帝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进行论争，对嘉靖时期的礼制、朝局和人事变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守礼派引经据典，依据汉代“定陶王议”和宋代“濮王议”事例，提出嘉靖帝应尊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父”，自称“侄皇帝”，并认为嘉靖帝应该先入继为孝宗之嗣。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从人情之真角度出发，坚决反对守礼派以理压抑人情的做法。认为嘉靖帝和汉哀帝及宋英宗自幼以嗣子身份被养在宫中的情况不同，故不能以此为依据，而应该“缘人情以制礼”[1]，即考虑到天彝之理的人情需要，要尊重父母之情，继统不继嗣，故应称兴献王为“皇考”。在这场论争中，阳明虽然没有参与且对“大礼”没有给予明确的态度，但发出了“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宿尘”[2]的感概。参与“大礼议”的新进士大夫大多数都是阳明心学的信奉者，他们从“人无二本”、“人情之真”的角度出发，支持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观点。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3] 　　心、性、情的分裂和斗争是理学的特征。随着矛盾的凸显，陆、王心学试图用“心”及“良知”缓和天理与人情之间的矛盾。黄绾在与阳明十余年的交往中，逐渐认同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思想，并主张承认人情的合法性，将情从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黄绾以“人情无外乎天理”、“人本为一”为依据，多次上疏奏请嘉靖帝明父子之大伦，“继统不继嗣”，称孝宗为“皇伯考”、孝宗皇后为“皇伯母”，兴献帝为“皇考”，将“本生”二字去掉。[4]从黄绾在“大礼议”中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人情之真的肯定，对所谓的正统理学（程朱末流）以理抑情的不满，体现了他对完整人性即人格美的追求。 　　理想人格的实现是人生价值观的落实，所以审美价值的落实便体现在人格美的实现上。对于传统美学来说，审美大多与伦理道德的善密不可分，正如赵士林所说，“中国几千年的审美准则和情感基调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道德规范”[5]176。因此，从情到理，以理节情就成为传统儒家实现审美的原则。在传统儒家美学那里，虽然情受理的制约，但并没有被理排斥，情感的快乐和道德的快乐和谐并存是人格美的体现。宋明理学末流则将道德伦理对审美情感的主导作用发展到极致，认为人生的价值只在于道德理性价值，人的任何欲求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情感的都必须被排除在道德理性之外。在理学末流的视域下，人生的快乐，人格美的实现便完全剔除了情感的快乐，唯有道德的快乐。这种看似最合乎“理” 的快乐在黄绾看来，却是畸形的，不合乎天理的。黄绾认为，天理无外乎人情，真正的快乐应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