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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大事记 　　自从“世界文学”在2000年前后成为文学研究界热词之后，本已呈收缩之势的“比较文学”越发陷入明日黄花之忧，斯皮瓦克2005年发出“一个学科的死亡”的宏论，就是为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敲响丧钟，告诉我们以探讨欧洲文学的互相关联为主，希冀构建“普遍文学”以及通用文学发展法则的比较文学难免衰败。文学终将是世界的，以国别和语言的界限将文学分类，但这些边界随时处于变动之中，一边创造秩序，一边颠覆秩序。也正是对世界的重新想象使得21世纪的学者重新回到19世纪确立的概念，如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狄尔泰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沿用。回归不是简单延续，在欧洲文学传统上叠加“边缘”小传统，而是在材料扩张重组的基础上彻底变革思考和书写文学史的方法。 　　不过，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番危机后，也学会了把重心从揭示普遍规律转移到分析文化对话和互译上来，尤其关注对话不通畅、力量不平衡的现象，对“比较”的内涵和方法不断反思。焕然一新的比较文学也因而能够反过来批评世界文学，认为世界文学还不能脱离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往往把欧洲建构为新文学潮流的发源地。目前来看，世界文学和经重新定义的比较文学都是强势显学，经常被学者交替使用，呈现出分庭抗礼的态势。 　　2013年美国出版的新书《反对世界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对世界文学的一次示威，[1]作者艾米丽?艾普特在2014年的美国语言协会年会上进行了签售，这本著作针对世界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建构文学“中心”与“边缘”的倾向――帕斯卡尔?卡萨诺娃的《世界文学共和国》[2]――提出了一些更为尊重弱势文学的研究模型。艾普特在翻译研究领域工作多年，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翻译和跨国研究”（Translation and Transnation）系列图书的编辑，深知好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必须依托尊重差异的翻译方法，所以也参与编辑了《不可译概念汇编》。这本词典从一本法文辞源著作英译而来，历经11年的努力，2014年终于大功告成。[3]它词条翔实精细，追溯了欧洲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古希腊语进入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过程，着重指出流通中出现的异质不兼容的问题。《不可译概念汇编》和艾普特的专著一样，是近几年比较文学界在世界文学压力下反躬自问以捍卫自身领地的一个缩影。 　　而与这本词典遥相呼应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历经十余年艰辛最终完成的8卷本中文版《世界文学史》。这套丛书由俄语原文翻译过来，特别注重欧美之外的文学传统，与欧洲学者构筑的世界文学史相比更为广博开阔，对世界的想象更为多元、民主。世界文学领域内部有许多分歧和争议，有可以攻击的弱点，但如能组建一流团队缜密地开展集体项目，也能具备一般比较文学无法企及的宏观性。 　　不论是世界文学还是比较文学，都要面对语言不可穷尽的多样性，以及语言转换和文化交流中不可同化的差异性和话语权利的不平等。这些问题贯穿新近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也给这个领域注入了绵延不断的活力，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在2014年继续保持学界焦点的地位。 　　比较的伦理：自我和他者 　　比较文学研究中经常谈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异质语言和文化。有一种比较极端的看法认为不同文化在根本上具有趋同性。柏拉图《会饮篇》中的阿里斯托芬说人之初都是连体双生的形态，后来被宙斯分开才会怅然若失。这个理论搬到语言翻译中来就变成了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的观点：不同文字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先于并外在于一切历史关联”，不同语言的根本“指向”（intent）最终会显示出其前定的内在关联，而翻译就是将这些内在关联加以揭示的手段。将一个文本所有的翻译收集起来，不同语言之间的指向会逐渐显示出它们的同质性，就像同一个花瓶的碎片，还是可以重新拼接起来。但理想毕竟只是理想，不同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异质性是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必然，探讨这种异质性也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大的伦理贡献。早在2002年，斯皮瓦克就发表了《论泰戈尔、库切和一些教学场景中的伦理和政治问题》[4]，论证阅读文学，尤其是双语或者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具有斡旋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作用。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出现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2013年5月号，以专题形式探讨“比较何为”。伦理研究在西方经久不衰，关乎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主体意识的形成，也经常从文学中汲取论证素材。当代学者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对詹姆斯《金碗》的细读，以及《诗性正义》中所分析的狄更斯对穷人的描写（《艰难时世》），文学对于努斯鲍姆提出的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学理论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研究中也专门产生了“伦理转向”这个说法，认为文学在伦理学中应该占有特殊的地位。“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