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与谐新农村问题路径与措施.docVIP

建设与谐新农村问题路径与措施 　　[摘要]目前国家权力格局处于演进中，乡村治理需要拓新思路。如何让“社会权力”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要统筹兼顾，精心谋划，有的放矢，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和谐；利益关系；集体主义；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1―0038―(0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由此可见，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是“三个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和探讨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简称建设和谐“新农村”)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国家权力格局处于演进中，乡村治理只有开拓新思路，革新和完善治理方式，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农村的社会和谐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中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与能力是有限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权力几乎覆盖包括乡村在内的整个社会。特别是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职能，国家政权凭借人民公社对农村经济、政治资源的高度垄断，空前深入地介入农村，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全控型治理。广大乡村相继实行了“村为定界”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以地域为权力基础，对农村和农业实行严格划分，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管制和资源汲取。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市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资金、资源、技术、知识的配置持续地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这样，农民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行为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村组范围内，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有效形成对政权和政策安排的影响力。其形成和固化的、对个体自由权利带有压制性的社会结构，也不利于农民主体意识的发育和塑造，阻遏着多元并立、充满活力的利益格局的构建，不利于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使社会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谐。 　　令人忧虑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仍然是缺乏内聚力和社会制衡力的弱势群体，农民阶层中所具有的保守、政治意识淡漠、容易异化、难以组织化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还应当看到，在当下的农村，各类基层行政组织、企业组织等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介组织不断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个体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在农村中不断涌现。他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心理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隔阂或对峙，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归属感与认同感。毋庸讳言，随着乡村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分化，乡镇政府组织和乡镇干部的利益已相对独立。我们不难看到，乡镇政权的主要官员对乡镇政权所管辖的乡村社区缺乏基本的归属感，他们大多已经迁居至县(区)城，期盼离开乡村到县(区)城高就或任职。随着农村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农民合法权益遭受袭扰或损毁的形式也出现了新变化，而针对基层政府、基层干部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更是屡有发生。还须指出，随着当下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进，国家权力过于集中于城市，对乡村治理上有所疏离的问题正不断凸显出来。其后果是对于村民的合法权利，难以给予有效的保障；对于乡村社区出现的纠纷，难以予以有效的化解。“撤乡并镇”以及乡镇法庭的收缩，虽然有利于裁减冗员、减轻财政负担，但也会让村民觉得国家政权变得离自己遥远起来。由于公共权力的缺失，宗族势力在不少地方有所滋长和蔓延。 　　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随着全能国家观念的消解，随着国家权力在某些领域内的“有所不为”，社会自主与社会自治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社会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之外的一种权力类型，其价值与意义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自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农民已从单纯服从性质的政治参与向公民赋权和决策性质的政治参与转变，权利意识和主体人格得到张扬。不过，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和崇拜导致的政治诉求低下、重人治轻法治以及重共同体利益轻公民个体权利等观念，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深入。应当看到，乡村治理体制绩效的提高取决于其本身制度的完善和与其共存的其他各级力量。如何正视和优化中国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