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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下国企高管激励和腐败治理机制研究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11JJD790052）；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当代社会管理与国家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创新社会管理中就业政策和战略研究”（12@ZH002-8） 　　摘要：现阶段有关国企高管高薪酬与贪污、腐败的报道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人们质疑国企高管高薪不能养廉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尝试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国企高管的契约激励，指出了国企高管腐败源于国企高管激励契约出现逆向选择、多任务激励导致高管道德风险加重以及与有信息的监管部门共谋所致，并就国企高管的腐败行为进行治理提供激励约束和市场化监督改革的相关治理机制，以期为现阶段社会面临转型之际的国企提供理论研究的借鉴。 　　关键词：国企高管激励；国企高管腐败；国企高管薪酬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据法制日报下属媒体《法人》杂志等单位发布了“2011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1]显示，2011年中国国企落马企业家平均年龄在5259岁，人均贪腐金额3380万元人民币。其中前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腐79亿元，如去掉这一特殊案例，其他每人平均贪污为2077万元，而2010年这一数字为957万元。88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例中，至少有20位企业家获得过党和国家给予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与此同时，根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中《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持股状况综合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国资委辖下央企高管的最高年薪均值为854925万元，地方国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为730095万元，民营企业高管最高年薪均值为651544万元，国资委央企董事长年薪均值为777886万元，为民营企业董事长年薪均值562282万元的14倍；同样，国资委央企总经理年薪均值779723万元，也基本为民营企业总经理的14倍。 　　近年来国企高管大幅增长的薪酬激励并没有阻止部分国企高管们边干边腐的案例发生，畸高的薪酬与巨额的贪腐令广大公众对现阶段国企薪酬激励产生了质疑，“为何国企高管们拿着高薪还要不断地贪腐？”的质询声不绝于耳。本文试图以经济学角度分析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激励与腐败发生的关系，为中国国企治理腐败提供解决问题的相关路径。 　　一、相关理论纵述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激励问题是伴随着劳动分工与交易而出现的。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已经就佃农与雇主之间就激励问题有过观察与叙述[3]。而自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以来，经济学者对企业组织的讨论就不曾停止过，有关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自然成为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在狭义上讲，腐败即是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经济学中有关激励与腐败相关联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下面本文就上述理论研究做一简要评述： 　　1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塔洛克于1967年所写的论文《关于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认为完全竞争理论未能完全解释因偏离竞争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其原因在于人们会通过“疏通”活动增加自己的收入。直到1974年由Krueger[1]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才将寻租理论概念展现给世人，她又据此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Krueger在有关寻租理论的研究中阐述了利益集团对建立租金的要求，她认为租金能给人们带来好处，那么获得租金好处的人们会通过游说、买通等手段促使其事先采取行动，于是便产生了利益集团对租金的要求。克鲁格在当时对寻租理论的解释为中国现如今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腐败现象做出了前瞻性的研究，可以说克鲁格对寻租理论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4]。而后公共选择学者布坎南在寻租的条件、层次和分配等对寻租理论做了集成式的研究。他认为寻租基本上是通过政治活动进行，提出限制寻租就是限制政府的观点。为此，布坎南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谓“租”，又称“经济租”，是指某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获得的收入中，超过此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任何要素在其产业中超额收入即“经济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经济租”在调节经济要素的流动中，既可以产生正向影响，也可承担负面效应。而腐败即是负面效应的结果。因权力等所设的“租”不断地“激励”着利益团体向特定要素购买者寻租，企业在组织生产中同样会面临着针对不同的寻租者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