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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家具研究现状和问题 　　《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中没有“古典家具”的词条，大约因为这个词是对一段时间内家具共性的描述，而非指称某一种特定风格的家具，所以难于界定。不过此书家具卷第四条有“古典园林家具”条目，“明清时期，产生于苏州古典园林发展中形成起来的一种家具类型。”进一步的解释，“反映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集中地体现了‘明式家具’的优秀水平。”[1]这段解释说明三点：一是“古典”二字关注的不仅是时间范畴，还有思想观念和艺术情趣；二是此类家具常常依托古典园林环境；三是“明式”为古典家具的代表。 　　就中国古代家具的历史分期和风格，方海曾提出“明显形成四种最重要的设计风格，即楚式家具（周代至南北朝）、宋式家具（隋唐至元代及明代早期）、明式家具（明中期至清早期）、清式家具（清中期以后）。”[2]对这种分段方式笔者并不赞成。且不说周代到南北朝超过1600年的历史跨度中，我国家具在风格和区域变迁上有很多变化，就隋唐至明代早期间，隋唐家具形制与两宋到明的家具形制差异就十分巨大。根据《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中对中古时期历史发展的描述，笔者认为我国传统家具的主要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古风”、“古典”以及两者当中的“过渡”时期，依据的是家具的使用方式、功能、形制、审美内涵等因素的同一性。我国中古时期在外来文化深刻影响前形成的建筑和室内家具，具有统一的本土原生文化内涵，这一时期家具系统发展不完整，笔者称之以“古风”。之后外来文化在六朝时期形成巨大的影响，由此生活起居和家具都进入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生活风俗和家具形制表现出混杂融合的创新过程。直到“唐宋变革”社会发生巨变，进而在宋代高型家具由普及到成熟，才最终形成“古典”家具。这三个阶段中前面两个阶段都表现出“起居单中心”、强烈的等级象征等特点，与第三阶段间形成明显的区别。 　　笔者提出“起居单中心”的概念，是在由北宋墓葬考古发现的“起居双中心”特点的比照下产生的。“古风”到“过渡”阶段，生活起居围绕席或床榻完成，餐饮、议事、会客、睡眠可以都在一处，由一类家具支撑着各种不同行为和功能。而高型家具的普及过程中产生了明确的内外之别，北宋墓葬考古已经显示这种空间区别：内室以床榻、盆架等组合，承担休憩、睡眠等功能；而外室以一桌二椅标准配置为代表，服务于会客、餐饮等对外或家庭成员共同活动。另外“古风”和“过渡”阶段家具是以类型表现阶层象征性，由其“古风”时期屏风、几、案、俎、、箱等都根据等级的要求严格配置，座位高低也有明确的地位象征性，而“古典”时期家具则是以形制来表现阶层象征功能，各类型家具如靠背椅、屏风、几案等运用都很广泛。因此，高型家具的普及是“古典”家具发生的原因，而且“古典”家具的审美判断包含了世俗化的内容，表现出务实理性的特点。 　　所以，笔者认为古典家具的范畴大大超出“明式”，以大型的门家具为代表的“过渡”时期到以靠背椅为代表的“古典”时期，我国家具形制发生了革命性的演化，这当中应当有明确的“宋式”家具的地位。它是垂足坐起居普及和高型家具成熟的结果，是“过渡”时期的终结，是“古典”出现的界定。在此笔者需要设定“古典”家具在形制特征以外的几项核心特征： 　　1.类型发展完善。 　　2.服务于“起居双中心”和垂足劳作。 　　3.等级象征依赖家具的形制变化而非家具类型。 　　4.家具功能、技术、美学各要素协调统一，支持生活效能的提高，带有世俗化、商业化的倾向。 　　5.审美内涵以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与艺术情趣为主导。 　　根据以上对古典家具特征的界定，笔者认为我国古典家具的研究是始自对明代硬木家具的赏鉴。其先驱者，有在杨耀先生帮助下于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他从社会政治、思想、建筑、材料等不同方面分析了明式家具的成因。还有王世襄、杨耀、朱家、李宗山等诸位先生，他们以极大的热情，阅古览经，寻访实测，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分类、断代及界定名辞、术语的大量工作。还有美国学者乔治?凯特于1948年出版了名为《中国家用家具》的专著，所收家具实例已超过硬木家具的范畴，包括许多漆木家具和柴木家具。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复兴祖国文化和古典家具收藏热的推动下，研究古家具的学者和研究文献迅速增多，研究侧重也各不相同：有按朝代全面阐述数千年家具流变的，如王富瑞、胡文彦、刘森林、阮长江、林东阳、李宗山、胡德生、蒋绿荷、朱方诚、娄军委、唐开军等；有详尽分析明式家具造型、结构、工艺、风格和文化内涵，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如王世襄、杨耀、陈增弼、阎纪林、张帝树、许柏呜、余继明、刘曦卉、王叶等；有钻研中国传统家具的装饰图案和装饰手法并归纳整理其演变过程的，如吕九芳、林东阳，马涛，行淑敏，唐彩云等；有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