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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和认同哈贝马斯全球治理思想研究 　　【摘要】哈贝马斯的全球治理思想是其交往行为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应用。通过“民族国家”文化差异认同批判，围绕差异与认同核心矛盾与公民和民主核心范畴，论证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建构了一种后民族社会的协商民主认同理论，并从交往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深入透析了全球治理的路径。 　　【关键词】民族国家 差异 认同 全球治理 后民族结构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民族国家差异“认同”批判 　　何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核心概念，国家的特殊性与丰富性缘起于民族国家的产生，何为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学科特征的多元概念。哈贝马斯引用了雅克布-格林对民族的定义：“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构成民族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流和山脉的语言。”民族国家是在封建主权向人民主权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为世界观的确立和民族主体身份的确证，与他者形成了明确的界限，提供了解释学的“前判断结构”，是民族国家主体性认识的前提。语言是民族的集中体现。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通过民族精神意识形态解决了个体的团结问题是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就，为民族成员树立了文化认同。主要的职能一个是调节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即公法调节的对象；另一个职能是调节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私法。 　　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民族国家”的认同模式是锁定具体时空的认同，作为具体历史现象，是一种强调“特殊”性差异的认同。全球化提供了一种动态的国家间交往的世界图景，对民族的边界产生了冲击，“一个国家的政策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推行，这一点正好揭示了民族社会的实际命运”。民族国家的认同不适应民族与世界的交流，不同部落的交流实现是通过书面语言来实现的，因此，语言共同体的同质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过程中实现的。现实的国家决策中，“单子式”的决策已经不成立，民族国家的决策是置于一定关系性时空的，是在周边或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共同体中作出的。对内以语言共同体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与现代社会的遭遇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矛盾是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是否能够重叠的问题。法律与语言共同体是不能有效重叠的，通过民族法和现代法律断层、历史法与自然法的不可通约性，进一步表征“本土”是无法为现代民主提供理性的合法性证明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关系的制度化。哈贝马斯类比了民族法和罗马法的巨大差异。 　　在民族国家未来发展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立场，坚持资本作为社会唯一的杠杆在市场发挥作用，结果是对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忽视。另一种是后现代立场，主张对民族国家的彻底遗弃。哈贝马斯区别于这种态度，提倡在“扬弃”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协商民主”的全球治理思想，主张民族国家的认同将被公民国家的民主认同替代，建立全球治理新的内在机制，是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的选择。哈贝马斯考察了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得出了现代民族的认同并非优先于国家产生的，而是一种历史性人为的过程，公民的团结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的结论。 　　全球治理的合法性论证 　　在资本力量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俗化力量与科技力量的殊死较量以及屡禁不止的移民潮，使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不言自明，“在地区、国际和全球层面上分别出现了不同的管理制度使得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成为可能”。但是国家行为从民族国家向后民族国家间行为的转化，合法性基础是需要反思的。 　　全球治理合法化理性基础。哈贝马斯全球治理的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在治理问题上的拓展性应用。交往行为理论为其提供了合法性理性基础。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首先建立在?ο执?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相互对立又补充的理论划分之上，生活世界包含三个组成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其次是目的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划分。交往行为“涉及到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语言建立一种人际关系。与目的行为相对，后者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工具理性的应用，交往理性遵循的是主体间的规范原则，本质上是一种话语行为，要求符合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标准。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彼此关联。交往行为是在生活世界中开展的，生活世界随着社会行为而变化的，不是先验的固定的存在。哈贝马斯通过生活世界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建构的交往理性具有主体间性、话语性、程序建构性的特征，为全球治理合法性论证提供了理论的来源。全球治理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话语政治，目的是协商形成共识。 　　全球化改变了生活世界的一体化的方法与生活世界的空间形式，社会交往行为体现了“网络”和“生活世界”的“融合”的特征。市场与网络的力量使得个体从固定一体化的生活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