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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瓶颈和城乡教育差距实证分析 　　在中国现阶段“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安排下,高中阶段是唯一的教育财政决策权完全取决于中央以下级别政府的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投入的不足,以及发展的不均衡,构成了中国教育进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尤其对于农村教育而言,缺乏投入的保障,更是削弱农村群体获取高校教育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也是使得整个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教育差距扩大的关键环节之一。高中瓶颈问题可以说聚焦了社会对于教育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关注,并形成了新的城乡教育不公。对此,2003年中国教育绿皮书已指出高中阶段教育,尤其是农村高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发展的一个瓶颈。杨东平从教育体系的层级联系出发,指出高中教育成为了影响普通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狭窄瓶颈。而王烽则对此进行了阐释。现有研究中,基于层级间联动关系的系统数据分析尚不多见,这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本文目的旨在研究高中瓶颈的成因及其对城乡教育的不同影响。 　　一、高中瓶颈的表现和成因 　　普通高中教育是一种衔接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具有非义务教育属性的基础教育。在管理体制上,普通高中教育与义务教育趋近。在分权改革前,高中教育实行集权化管理,从财政分权化改革开始,高中教育在分级管理下,责任归属到县。但与义务教育阶段的责任主体继续下放不同,高中教育的责任主体此后一直着落于县级层面。随着中国财政分权化改革对各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再配置,在整个财政分权下各级教育的分级推进、上下联动的体系中,高中阶段逐渐成为了一个瓶颈。对此,可从下面的实证数据中得到应证。 　　首先,从高中阶段前后不同阶段的入学规模指标来看(参见图1),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瓶颈式格局。传统上,高中阶段作为选拔人才的第一道门槛,初升高的升学率一直高于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这种宽进严出、选拔重心较高的高中阶段制度安排,适合了传统的选拔型教育体制对人才逐级选拔的需要。但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迅速超过了初升高的升学率,并自此一直维持在高位。从三阶段关联互动的角度看,一方面,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面普及,使义务教育毕业出来的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增加,从而使高中生源加速膨胀,这从源头方向对高中招生规模扩张提出了要求;而另一方面,高校扩招带来的高等教育机会,提高了国民对高中后进入高等教育的预期,这在源尾方向扩大了对提高高中教育规模的要求。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格局,反映出了当前教育体系发展中高中处于瓶颈的状态。 　　其次,从投入指标看,尽管高中教育在高校扩招之后成为了各级教育中发展最迅速的阶段(见图2～4),但在整个教育体系发展中它依然是最薄弱环节。高校的筹资渠道较多元化,义务教育则因已被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而有了制度性保障,相比之下,只有高中教育来源狭窄且未有明确的制度性经费保障。居于教育层级顶端的高等教育,通过高校管理向地方分权及此后的大规模扩招对高中后预期的改变,一方面拉动了高中阶段教育的总量发展,另一方面也对高中阶段的办学结构产生了影响。尽管在推行高校扩招政策的同时,国务院也对扩大高中教育作出了部署,但是高中教育的责任主体一直是县,对于县级政府而言,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进行,义务教育重心上收,县级成为整个基础教育的责任中心。在需要保证基础教育供给责任这一制度性硬约束之下,财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高中教育投入处于一种经常被推后、被挤出的地位。加之这个时期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出现了一个陡升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由于“普九”引致的初中毕业生迅速增长),县级政府还面临扩张高中规模的要求。从相关政策背景看,高中的普及和推进是配合“普九”工程以及高校扩招而推出的,尤其是后者。对此,尽管中央政府已预料到高校扩招将大大提高对高中毕业生源的需求,并因此在推出扩招政策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推进高中教育普及作出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引导(比如适当调高学杂费的收取等),但并未在财力上给予更大的实质性扶助。这种财政投入被挤压和投入要求大幅提高的双向挤压,导致了高中教育投入的政府缺位或普遍能力不足,这可以说是造成高中瓶颈的关键原因。 　　 　　二、高中瓶颈对城乡教育的影响 　　高校扩招之后,为配合1999年高校扩招,教育部同年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教基[1999]12号)。为了保障高校扩招有充足的生源,各地加快推进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但由于财力所限,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削减职业高中来推动普通高中,由此,高中阶段普及化的后果之一是高中教育结构发生急剧变化(见下列组图)。由图可见:普通高中的入学新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中等职业教育比例逐年下降(包括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其招生和在校生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由图5可知,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分界点,高中阶段总的学校数逐年快速递减,而普通高中学校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