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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和风险研究综述 　　摘 要：在风险社会，媒体是风险信息沟通系统中的重要因素。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媒体是重要的风险放大器，它通过传播风险信号、污名化、涟漪效应等，强化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媒体传播和放大社会风险，还关乎新闻的选择和叙述方式上的建构逻辑。除了纸媒、电视外，研究媒体与风险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科幻小说、互联网等其他新媒介。 　　关键词：风险社会；媒体；风险放大；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6-0091-03 　　现代社会的认知已被风险恐惧所主导，贝克声称正是媒体制造了风险社会的特征——标准化与隔离[1]。生活中与危害事件、物质和科技相关的危险感知，更多取决于所接触的媒体信息而非日常现实[2]。 　　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在风险社会中，媒体能够产生明显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媒体的报道风险建构可以成为每天制定政策的参考之一，还能够影响市场的发展[3]。媒体对风险的传播甚至能引发社会运动。Burgess 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新闻界出现的新的风险运动形式。他发现诸如手机、转基因生物和恋童癖等引人注目的持续性运动，已经变成一种新的一般化运动。不同于早先由政府干预引发的运动，这些新运动是由媒体引发的，而不是由政府干预引发的[4]。 　　一、媒体的报道逻辑与风险 　　简单来说，某事件被报道是因为其能激发公众的好奇心 [5]。为了争夺稀有的媒体报道的时间和空间，风险和风险事件之间展开了较量。较量的结果主要取决于：1.在社会处理和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风险是否被增强或削弱；2.风险在地域污名化中是否处于中心位置[6]。 　　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公正的事实应当被编排成一个平衡的故事，一个吸引人的风险故事必须具备以下因素：风险识别、风险与日常生活的联系、风险警示具有科学效度、风险评估、风险管理[7]。媒体最爱报道生活与死亡、生病与健康的话题，它们具有强烈的可议性。例如科学报道中，相比专业记者，普通记者更倾向于报道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以及戏剧化和夸张的科学事件[8]。事件本身若与权威人士相关，并带有个人的、具体化的角度，则这个问题就更具新闻价值[9]。符合了以上大部分要求的事件再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报道，则更强化了这些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 　　事故就是这些风险事件的典型，是媒体最经常报道的内容之一。媒体最关注事故的原因和责任，但记者通常无法直接获得专家的意见，以知晓哪些是错误的警报以及哪些事件值得关注和跟踪报道。因此通常媒体对事故做出的迅速假设有可能是错误的，他们擅于在事件的开端用含糊其辞的方式吸引大众注意。而一旦权威专家给出解释，他们又会否定之前的观点。这种含糊其辞的报道对公众的影响力部分决定于报纸的可信度[5]。例如当面对科技等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时，人们希望从媒体方面得到关于风险的深入了解。因此记者被赋予一种责任，他们要清楚地呈现这些不确定性对人民的日常生活经验所隐含的意义。不过媒体经常只能做出这样的保证：如果未来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科学调查来澄清或确认这些潜在风险，那么这些风险将始终是不确定的[3]。 　　媒体如何建构新闻，反应了新闻训练的模式和限制。大量的研究表明风险报道受制于新闻组织规范和训练，诸如新闻价值和新闻来源结构，而与真实的危险并无太大关联[10]。Allan等主张运用建构的概念进行媒体报道分析。建构（framing）被描述为一种记者所使用的策略，用于定义一系列问题，包括事件的本质、某些事件如何成为具有新闻价值的选择过程、引导报道方式的传统，以及影响公众感知的可能后果。 　　对建构分析的现象学和认知上的偏见，使研究者忽视了建构过程中的政治角逐，包括不同的利益诉求者（claims-maker）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新闻所呈现的内容以及其描述方式是不同的新闻主体对现实的定义之间角逐的结果。他们通过使用特定的修辞工具和巧妙的引导，将自我对常识的定义强加给大众。例如在纳米技术这类新兴领域，相关问题的曝光率较低，还没有对这个领域及其重要性的明确定义，因此不同的利益诉求者对其风险的言论各不相同，导致不同取向的新闻报道（news agendas）之间经常快速转换。 　　二、不同类型媒介制造风险的能力 　　1.电视。电视节目对观众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媒体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了沟通方式，远方发生的事情渗透到个体消费者的生活中[11]。英国广播电视协会（BBSC）的报告说观众非常相信电视节目的准确性，并用它们来做出重要的判断[12]。电视剧的误导很可能造成生活中的风险，例如9.11事件导致了全球乘客对飞行的恐惧[13]。电视剧倾向于呈现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的世界，却忽略现存的秩序和安全。过分接触电视导致观众将它呈现的画面融入到自己的世界观中[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