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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实践和语法学习 　　2001年，教育部颁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课程标准”这一名词在新中国第一次取代了“教学大纲”，名词的转变意味着课程理念的变化。与以往教学大纲规定知识点甚至给定教材篇目不同，语文课程标准着眼于语文素养，重视对某一学段学生所应达到的基本标准的刻画，对实现目标的手段与过程，特别是对语文知识的前后顺序、语文教学的序列性，并没有作硬性规定。 　　近来教研界对于语言学习有加强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走回头路的现象，例如：在教学中死抠语法知识，日常评价中又见繁难偏旧，甚至一些理念如“语文素养”“不必进行系统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遭到质疑。在此有必要对这种“否定之否定”进行审视。这里采取历史的视角，梳理的是胡适“五四”前后对于语法的认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又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程纲要的主要制定者。考察他的言论，对我们当下的语文课程应有一定的启示。 　　 　　一、1915年《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文法是教学的捷径” 　　 　　早在1915年，胡适即有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思考。那一年正是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投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的时候，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刚刚成立“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受命担任文学股的委员。研究部计划举办年会，讨论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问题。作为年会的筹备者之一，胡适同赵元任商量，想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胡适写就《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此文曾载于胡适的留学日记之中。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汉文问题的中心在于它能否成为“传授教育之利器”。此时的胡适已经意识到白话文才是“活”文字，但用白话文取代文言的思想尚未成形。在他看来，文言虽已“半死”，但“终不可废置”。至于汉文不易普及，并不是它本身的问题，而在于缺乏适宜的教学方法，“同一文字也，甲以讲书之故而通文，能读书作文；乙以徒事诵读，不求讲解之故，而终身不能读书作文。”教授文字时只是诵读而没有相应的讲解，教学方法不完善，导致读写能力下降，汉文难于推广。对这个半死文字，胡适认为旧的教学方法主要有四个弊端： 　　第一，过去的教学方法认为只通过朗诵就能明白字义，这是问题的根源。教半死的文字，应该像教外语一样，把它翻译成活文字，而活文字就是我们日常会话所用的白话文。 　　第二，汉字是表意的文字，但现在随着字形的演变，已经无法通过象形、会意、指事等造字手法来推测汉字的原初意义，导致在学习汉字时只能强记字音与字义。 　　第三，国文本来有文法，但过去从来都不知道利用文法来教学。《马氏文通》问世已近二十年，文法仍然没有在教学中得到重视。 　　第四，没有标点符号也是文字不易普及的一个原因。 　　如何能使汉文转变成“传授教育之利器”。胡适的设想是翻译、字源、文法、标点并重。“须用翻译之法，译死语为活语”；要想提高学习效率，当鼓励说文学。(字源学)，让儿童“由兴趣记忆字义”，字源不易解说清楚的生字应放在高年段学习；要提倡文法的学习，因为文法是教学的捷径，应当在中学里普及文法的教学，将文法学列为必修科目，从小学到大学都应该进行研习：还要设定标点符号以使文法变得明显易解。文意趋明确。有意思的是，这里胡适对旧的教学方法几乎是全盘否定的，但提出的救弊之策却有“旧”的“说文学”，他既强调“字源”之类传统的文字之学，又重视《马氏文通》以语法为中心的现代语言学，既传统又现代，显示出胡适在新旧时代更迭之时矛盾的心态。 　　至于何谓文法，文法学的内容是什么?胡适并未进一步阐述，只是下了一个断语式的结论，“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其实，讨论“文法”，也是基于“文言是半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这一思想。胡适留学所做的日记中，或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指出无文字符号无以表明文法之关系；或论“作文不讲文法之害”，指出古文不讲文法导致意思难明：或论文言到白话则文法由繁趋简，皆是在作白话文言优劣之比较，进而思考文学怎样改良，显示的是作为文化学者的胡适，而不是作为语言学者的胡适。这构成了胡适今后在教育领域中讨论“文法”问题的起点。 　　 　　二、1920年《中学国文的教授》认为“语文实践胜于语法学习” 　　 　　1920年对于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年份。本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白话文及白话文学作品的引入引起了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重构。这也是白话文运动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大胜仗。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很自然地期望在中小学领域推广白话文运动的成果。3月，胡适在北京高师附中作了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为中学国文定下了理想的标准：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