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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契约和公允价值计量相关性实证研究 　　【摘要】股权资本的存在，不可避免会产生股权契约。股权契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其更加需要“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本文从股权结构与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对股权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性作实证分析，并提出研究结论和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股权契约 公允价值计量 相关性 　　股权资本的存在，不可避免会产生股权契约。按企业形成的过程来分，股权契约可分为“设立时的股权契约”（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设立后的股权契约”（如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等）。前者主要是指企业和股东达成的股权融资契约，包括股东和企业在股权融资中享有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后者主要是指管理者以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和股东签订的约束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在股权融资契约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约定。这些约定主要包括股东享有经营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承担足额缴付股权资金的义务；管理层承担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和支付股利的义务等具体内容。契约有用性要求财务会计信息能解决契约订立与履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契约的签订、监督和履行提供“公允”的信息。股权契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其更需要“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本文从股权结构与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对股权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研究股权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本文从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性质、机构持股比例合计）、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股权结构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本文主要是从实际控制人性质、机构持股比例合计两个方面考虑的。 　　1.实际控制人性质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国有股东除了追求经济目标外，还关心其承担的政治目标，因而国有股权可能会受到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较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往往更偏向于利用其行政力量对企业进行干预（黄薏舟，2011）。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股权性质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必将造成其对股权契约，特别是具体股权契约（公司章程）的具体内容的差异化。也就是说，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对于具体股权契约的要求不尽相同，因此它们对契约签订基础的会计信息（包括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会计信息）要求，以及对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也会不尽相同，这些都是股权性质对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必然影响。为此，我们提出假设Ⅰ：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与公允价值计量呈负相关，即非国有企业不倾向于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2.机构持股比例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估值有用性”与“契约有用性”作为会计信息最高目标――决策有用性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也应是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最高目标的具体表现形式。估值有用性要求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有利于投资者的估值决策；契约有用性要求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能为签订契约的双方在契约签订、监督和执行过程中提供有利于保护各自权利的公允价值信息，有利于减少在契约订立与履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一些问题，保证企业契约集合中所有契约行为的顺利进行（张瑞琛，2009）。公允价值计量的产生与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如果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上市公司并投资入股，那么银行金融机构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偏爱的特性一定会传递给上市公司，因此我们提出假设Ⅱ：上市公司机构持股比例与公允价值计量呈正相关。 　　（二）股权集中程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当股权契约的任何一方所持有的股权集中度都没有超过最低限度的控制权时，股权越发散，则股东的利益越趋于一致，股东就会按照所有股东的共同利益行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从而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但当股东持股比例达到足以有效控制公司时，大股东会利用控制权大于所有权的地位为自己谋利，利用表决权控制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和财务报告方式，侵占外部股东利益，降低会计信息可信度，达到对公允价值计量产生足够影响力。股权集中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拥有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该股东直接、间接或者直接和间接拥有公司50%的股权；二是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没有大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完全分离，各股东所持比例在10%以下；三是股权适度集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其中拥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能够与之抗衡的股权集中度是比较完美的股权结构（张铮铮，2004；张瑞琛，2009）。 　　当股权高度集中时，绝对控股股东就成为控制权主体。他在行权时必定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控股股东监控积极性很高，但很难受到来自其他股东的制衡，因而可利用其绝对控制地位牺牲其他小股东的利益而为自己谋利。当股权高度分散时，每个股东持股比例都很低，由于每个股东持股比例过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