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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性和中国文论研究基本原则反思 　　摘要：中国文论研究要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其复杂独特的问题性，以问题性确立中国文论研究的基本原则。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三足鼎立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现实情境，中国传统文论处于弱势地位，相关研究表现出重古轻今、两少一多、西化、注疏化等倾向。这种状况亟待确立整体性和本土性两大基本研究原则。 　　关键词：问题性；中国文论；整体性原则；本土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73-006 　　 　　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基本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中国文论也不能例外，既担负着沉甸甸的传统文论，又置身于现代文论的语境之中，冲突尤其激烈。因此，确立中国文论研究的基本原则，首先要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其复杂的问题性和独特性，在此基础上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研究的基本原则。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呈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三足鼎立局面。总体看，中国传统文论处于弱势地位。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理念和文论观念对中国传统文论形成巨大冲击，建国前，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学者的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著述体例和研究手段都显示出这一特点。建国后30年间，马列文艺思想占据了中国文论界的核心位置。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论再次大量进入，西方学术观念与研究模式俨然支配了中国文论研究，以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所谓的“失语症”忧虑。 　　其中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从时间看，大量研究集中在古代文论，20世纪文论研究则过分倚重西方文论，致力于探讨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价值。几乎没有将中国文论贯通古今的研究。有识之士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当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之间似乎默默地梗着一道绝缘层”，亟需“打破古代文论研究的封闭状态。”[1]这种断代性的审视，缺少对中国文论由古至今的整体性考察。断代研究固然可以就某些问题进行比较集中深入的研究，但也很可能由于整体性的缺失，导致原则性、方向性的局限。 　　从空间看，存在两少一多现象。缺少将少数民族文论纳入中国文论视野，通盘性地发现中国文论的总体格局，缺少对中国文论的本体性视野，多的是西方文论或明或暗地支配、影响、进入到各种命名为“中国文论”、“中国诗学”的研究中。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论研究从空间看，很少见到将少数民族文论纳入中国文论视野进行宏观研究。空间维度的缺失忽略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忽视了边疆口传文化对审美经验的影响。而且，空间维度的缺失同时导致时间维度的缺失——如果从口传文学开始算起，中国文学的历史应该大大延伸，不只是文字文学的历史。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双重缺失，使我们的文论研究实际上也基本是“汉族文论”。和“汉族文学史”一样，即便其中涉及到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文论家，也总是一笔带过，抑或是从汉族传统的批评尺度出发做些隔靴搔痒的估价。而西方文论的“多”，对中国文论的巨大影响表现为两种不良症状：一是无根化的横向移植。中国文论界在接受、吸纳西方文论思想时，既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也忽略了西方文论之社会文化根基，并用如此缺少还原性理解的移植过来的文论思想随意切割、评价中国文论史实。例如当代研究十分热闹的所谓“龙学”，其备受尊崇的原因却是《文心雕龙》最符合西方学术的体系化特征。然而，《文心雕龙》是否就是我国文论的普遍知识形态呢？如果通观中国文论，就会发现《文心雕龙》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论个案，并不能代表中国文论的普遍形态，也并不足以代表中国文论的最高水平。再如中国文论界对杜甫用来自西方的“现实主义”进行研究与评价（21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等）时，西方学者却指出用“现实主义”一词并不适于杜甫的创作。[2]二是少创化的割裂继承。即把西方文论引入后不能结合中国文学、文论的实际情况予以生发，而是直接套用，生硬理解，不能生成新知识。不能做到像庞德对中国文论“意象”的吸纳然后创造出西方化的意象派诗歌。 　　从研究理路看，可大致概括为古化、西化、注疏化。以文献考订、某古代理论的历史考辨为主的历史考辨型研究占据半壁江山。如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整理出版的近百部文论古籍中，有70多部得到校注、疏证或点校。在以概念范畴阐释、理论规律总结、体系建构为基本内容的理论阐释型研究中，由于受西方和马列文论的影响，一些研究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元结构中国文论体系，另一些研究则围绕着哲学本质论或西方某个理论展开，中国文论成为其部分注脚和论据。 　　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新世纪以来反思建构在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下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论”的研究越来越多。笛卡尔说，思想方法不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东西。立足何种原则对“中国文论”这一历史生成的知识对象进行反思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