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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农民和农民职业化研究 　　“三农”问题中的关键和核心是农民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亿万农民是真正的主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改变农民的“身份”，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造就一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让农民在市场上取得主动权，这是一种职业化的农民。让农民走职业化的道路，造就农民职业化庞大队伍，将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 　　近年来，广大农村正在涌现并形成群体的职业农民，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率的提高，职业农民群体正在扩大。职业农民群体在中华大地涌现，必将引发农民群体的巨大变化，对农民、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产生巨大影响。 　　一、从传统农民走向职业农民是中国农民的巨大进步 　　我们所说的农民是指以种植业（不动农业）和养殖业（能动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农民，而不包括那些户口在农村，保留农民身份，不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的各种人群。 　　本来，农民应和工人一样，只是一种社会职业的分工而已。可是，长期以来，农民不是作为一种职业，更多的是一种低层级的社会等级，一种社会身份，一种生存状况，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把下放当农民、到农村劳动，把户口从城市转到农村，作为政治处罚的重要手段。落实政策，从农村又回到城市，则是幸莫大焉。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下，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传统农业中的传统农民，他们的身份有别于市民，辛勤劳作后只能维持生计，有相当部分农民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 　　根据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的定义，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生计，他们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而职业农民则充分地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进程，从作为一种等级、一种社会身份的传统农民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职业农民，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 　　实际上，所谓职业农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地选择农业作为职业，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农业劳务，并采取各种技术的、经济的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有一系列根本性区别：第一，经济背景不同。传统农民生存在计划经济下或自然经济条件下，以自给自足为主，农产品市场化率很低，更不能提供什么农业劳务，他们务农仅仅是维持生计，只求生活温饱。而职业农民产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产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以商品进入市场，并努力根据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来组织、调配农业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就是劳动力本身也进入市场，为市场提供农业劳务。因而职业农民的农业行为是市场化的经济行为，不同于传统农民自给性的务农行动。 　　第二，职业选择不同。传统农民是“世袭”性、强制性的，许多农民是世代为农，不当农民就无其他生计，这本身就是强制的、被迫的，至于那些因政治处罚而为农民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强制行为。而且，传统农民生产什么，也许是生存需要被迫生产，也许是作为上级计划或是政治任务下达而被迫生产，职业农民则是根据自己意愿、自身利益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具有充分的自主择业权利，不仅是本地农民，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的各类居民，都可以在理想地方选择务农。同时，生产类型、生产规模都可以自主决定，具有很大自由度（当然，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制约这种自由度）。 　　第三，知识技能含量不同。传统农民的生产技能带有很大的世袭性，是从父辈那里沿袭下来的经验型技能，有的技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而无变化。职业农民不具有任何世袭性，他们具有相对比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专业技能，他们不仅要掌握市场经营知识和信息，在专业生产领域中，他们努力追求最先进的生产技能，应用最实用的新技术。因此，他们最渴望农业新技术、新知识，具有很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是现代先进农业生产的代表者。 　　第四，农业生产规模不同。传统农民以自给自足为主，为了生计，什么都种一点，在有限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农业品种，规模小而分散。职业农民按照市场的需求出发，往往是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在专业化的基础上追求规模化、产业化，因而这些年来许多地方出现“辣椒村”、“大蒜县”、“玉米省”等等，另外不少职业农民掌握了网络技术，他们不是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而是直接在网络上销售农产品。这种规模化农业生产不仅提供了市场化的农产品，而且反过来造就了大批职业农民。 　　第五，追求目标不同。传统农民是为了生计而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追求温饱。职业农民在市场上选择一切可以选择的合法手段和方法，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时刻关注市场的动向，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组织农业生产，努力使农产品在市场上有一个好的价格。在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下，不少职业农民远远走出温饱型，而成为农村的“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