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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的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分化日益加剧，新的利益主体的不断涌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凸显出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使得某些现有政治运行体制运作的乏力，日益凸显协商民主的作用。 　　关键词：协商民主；中国协商民主；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2-0040-02 　　一、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作为对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一种理论反思和对代议制民主的有益补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西方又称之为“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M.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1987年和1989年，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相继发表文章《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合法性》。从此，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1996年，美国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Public Deliberation：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he MIT Press，1996），在书中，他系统地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不平等和社会复杂性对协商民主的挑战，提出了自己关于理性对话的思考。澳大利亚学者德雷泽克（John Dryzek）在《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Liberal，Critics，Contest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一书中对协商民主进行介绍和论述，并以批判的角度对协商民主进行评论。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一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有益补充。 　　归纳起来，西方学者对协商民主的内涵的解释有这样几个观点：一是治理形式。乔治·M·瓦尔德斯（Jorge M. Valadeze）认为，在多元社会里协商民主应该是一种治理方式，它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1]美国学者詹姆斯·博曼在《协商民主：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一书中讲道：“什么是协商民主？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民主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公共协商。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概念，即合法的立法来自公民的公共协商，它代表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理想。”[2]二是决策形式。大卫·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的程序而达致的，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倾听和考虑不同观点，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3]三是参与方式。澳大利亚学者约翰·S·德雷泽克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控制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其中。”[4]尽管西方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内涵没有统一的表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对其有个大致的基本认识：无论是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还是参与方式，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缺陷的有益补充，强调协商在公共决策、国家治理以及权力运行和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注重公民、政党、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对公共决策参与的有序性，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的合理性，更好地保障公民利益。 　　二、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日益增多，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后者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是我们党首次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明确阐述。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现阶段国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协商民主理论内涵的研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