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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州”的研究重要性论析 　　【摘 要】 文章梳理了唐史研究中族际互动关系突破中原为核心的传统观念，边州研究成为唐朝内外之际和民族凝聚的关键。作者认为，唐代外层防圈以置于外族境内的各个都护府为核心，且都护府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皆曾发挥作用，并不只是军事机构。唐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对于数量众多的羁縻府州，唐朝通过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进行管理。边州都护府的职能之一即“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因此边州研究与羁縻府州研究密切相关。研究唐代边州，对于探索唐朝边疆治理，民族融合，国家政治体制演进，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唐代；边州；族际互动；关键 　　中国历史悠久，在广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着众多民族，以居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族为核心不断地与周边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长期的交往和融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从地理上讲，是内地腹地与周边外围相对，从民族群体构建上讲，则是汉人居中，四夷环绕周边。中国早期王朝的华夷二元化特征及“中国居中、四夷宾服”的天下观，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特殊的“天下中国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天下中国观”有两层含义，其一秉持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二则隐含了汉族与外族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1] 　　中国古代在构建国家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心和周边的领土划分和政治观念，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中心政策。上述观念亦影响到当今学界对中国中古周边族群与中原社会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外观察，例如华夷秩序、胡汉体系、农牧世界、边疆史地以及册封体制、天朝礼治甚至朝贡贸易圈之类。如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2]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3]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4]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5]等中外学者的著作从宗藩关系、朝贡制度等方面阐述了王朝国家和周边四夷的关系。 　　这些传统的研究之外，另有一批学者开始转变视角，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著名东方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6]一书中在边疆概念中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家“华夷之服”、“要服”、“荒服”的立场，将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如书中指出长城地带对于汉族是边缘，但对整个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提出了“北亚世界”的概念，近年森安孝夫、杉山正明等学者倡导“欧亚大陆世界”。[7] 　　部分历史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各族群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有共享、凝聚认同的进程更具有本质意义，更值得揭示彰扬。就唐史而言，这种族际互动关系在陈寅恪先生研究中首先体现出来。陈先生在如何研究唐史时教导学生“首先应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的内政亦受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待唐史，此为空间的观念。”[8]陈先生“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及“唐代的内政亦受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之观点，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有更明确的阐述：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逐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从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9] 　　陈先生上述族际互动理论在王贞平先生新作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10]中有更为深刻具体的体现。此书正是以现代国际视角、“多极化”角度考察唐王朝和其亚洲近邻（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突厥、回鹘、吐蕃以及南诏）之间的族际互动，这种互动主要体现在各方实力的消长对相应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