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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传统村落祠堂及文化的研究综述 　　摘 要：浙江在宋明以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祠堂建筑作为珍贵的建筑文化精髓，是浙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对前人还没有发掘或虽然已经发掘但尚深入不够之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丰富建筑研究及浙东文化诸多方面，更加深入研究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祠堂作为文化产业载体挖掘不足的现状与文化复兴的当代需求，对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浙东；祠堂建筑；文化研究；综述 　　浙江自古为“文化之邦”，宋明以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浙东文化的兴起，得益于浙江经济的发达。极为完善与发达的宗族制度贯穿于浙东地区的历史之中，而芸芸而生的祠堂建筑与宗族制度又相辅相成。祠堂建筑是历史与空间结合的完美产物，每个历史时期的祠堂建筑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烙上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符号，林林总总的祠堂遍布于乡村，成为民间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突出的地域特征。祠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一定区域一定时空的经济文化、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等，是珍贵的建筑文化精髓，是浙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传统村落依然保留大量的祠堂建筑，部分仍然发挥着文化功能。 　　祠堂作为文化产业载体挖掘不足的现状与文化复兴的当代需求。一方面，国家近年来出台了多项支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浙江省政府也出台了《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要求文化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实现文化强省的目标；区域发展从硬实力竞争向软实力竞争的转变，实现“浙江智造”的转型，这些要求都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用文化创造财富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经济形式。另一方面，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历史上，浙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港、舟山港都是始发港之一），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层面上更应发挥应有作用。浙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以宁波、温州青田等为代表。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回乡捐建祠堂，掀起了寻根谒祖的热潮，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祠堂的文化内涵，某种意义上转化了祠堂的部分功能，直接促进了浙江祠堂的文化复兴。对浙东祠堂建筑及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1 国内研究综述 　　1.1 有关浙东文化、文化寻根及文化产业的祠堂隐显性研究 　　“浙东文化”东西之分的必要性研究。钱明的《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文中指出“浙学”以钱塘江为界东西之分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杭、嘉、湖）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乾隆《浙江通志》）。同时指出，浙西地区与苏南地区在自然与人文地理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地缘文化联系。方牧的《浙东文化的新变局――从农耕文化到海洋文化的蜕变》，汪林茂的《浙东与浙西：浙江学术的区域分布及特点》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徐定宝的《试论浙东文化》文中指出：浙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十分丰富，时在当前，我们尤其应重视浙东文化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浙东文化文献资料的建设，把对优秀历史文化精神的传承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祠堂、书院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各地都有为学者文人修建祠堂以祭祀的传统，这是继承学术、尊崇学统、弘扬文化的方式之一。湖南修建的学者祠堂就很多，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专门供祀先贤先儒而单独修建的祠堂，如屈子祠、贾太傅祠、濂溪祠和柳子庙；一种是在书院修建祠堂将祭祀与教学相结合，如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两所书院，均建有南轩祠以祭祀，衡阳船山书院也内设船山祠，以表达对船山学统的传承和尊崇。经过宋、元、明、清数代的演变，形成系列湘学专祠，如濂溪祠（祭祀周敦颐）、屈子祠（祭祀屈原）、崇道祠（祭祀朱熹与张?颍?、慎斋祠（祭祀山长罗典及其他著名山长）、贾太傅祠（祭祀贾谊）、六君子堂（祭祀与湘学有关的山长与官员）等。 　　祠堂与文化寻根的途径研究。杨新磊，高贺胜等的《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文中指出：以祠堂（含牌坊）、庙观、戏台为代表的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乡土意识“物”的凝固，印证着宗族、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儒家道统，是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之有形外化。乡土建筑存留家谱，镌刻姓氏，因“土”而“乡”，最具中国性与中国质，破浪于国际传播之潮头。文化寻根必须摈弃“他者”的旁观视点，唤醒文化自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建构国家文化战略。杨守标的《寻根文学与精神家园》硕士学位论文也表达同样观点。傅秋香的《中国祠堂文化的现代传播――文化传播的视角》文中指出：中国祠堂文化的现代传播获得了明确“文化寻根”市场定位。 　　祠堂文化产业化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