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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行政效率理论的研究述评 　　摘要：20世纪初在科学管理运动的影响下，西方行政学进入了正统时期并使效率主义盛行。 而我国的行政学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获得了萌芽发展的生机，一些学者与爱国人士将西方先进的以效率为核心的行政学思想引入我国并潜心研究。这样便使我国行政学在这一时期得以诞生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时代与政权的局限性其的研究又不免名多实少。 　　关键词：近代；行政效率；理论研究 　　 　　如众所知，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学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正统时期。而我国的行政学是在西方正统行政学的影响下诞生，并以1935年行政学专家张金鉴的著作《行政学的理论与实践》为标志。然在我国当今的行政学理论研究领域研究行政学发端与发展的学术论文中，以研究西方行政学发端与发展的文章为主且水平较高，而对我国自身行政学发端与发展的理论研究极为匮乏。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历史考证撰写此文，以期取得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国际上风靡一时的效率主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科学管理企业的问题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而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业的实践不仅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它们越来越需要使用新的科学管理技术减少成本而增加产出。”[1] 　　由于提高工作效率的企业管理办法是由美国工程师泰勒提出的，所以泰勒的名字后来便与科学管理和工作效率联系在一起，于是“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或“泰勒主义”(Taylorism)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如众所知，泰勒主义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着力研究提高工作效率的各种技术与方法，并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不但加速了工商业的科学化管理运动，而且为美国解决当时政府机构膨胀过快，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提供较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以科学管理为核心理念的“泰勒制度”一问世，美国进步党人立即将之奉为至宝加以信奉。从此时开始，无论是私人企业部门还是公共政府机构，“科学管理”或“泰勒主义”便成为这些部门所深入研究问题与提高工作效率的圭臬。 　　正如管理学家邓肯曾说过：“如果说人们把一个词与管理联系得最为紧密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效率。事实上，科学管理运动――可以称为效率管理。――正是人们对效率的渴望导致了近代管理思想的诞生。”[2]行政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也曾明确提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高的效率”。[3] 　　 　　二、我国学术界对行政效率的研究掀起热潮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学或者说是行政管理学是从西方国家引进和借鉴的。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行政学著作受西方正统时期的行政思想影响较深，其中美国的四位学者：威尔逊(ThomasWoodrow Wilson)、古德诺(Frank．J．Goodnow)、怀特(Leonard．Dupee White)、威洛比(William F．Willoughby)的思想与观点被引用的最多。由此可见，这些著作的作者对当时西方行政学的思想与理论较为了解，而这些学者在后来民国政府发起的“行政效率运动”中又是主要的倡导者与积极分子 ，且当时主要推行该运动的机关行政效率研究会以及其一脉相承的机关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的机关刊物《行政效率》与《行政研究》又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因此他们在“行政效运动”的推行期便会撰写大量蕴含西方行政学思想尤其是有关行政效率的相关评论与论文。 　　通过对《行政效率》和《行政研究》两本期刊杂志的分析，我现将刊文上的一些行政学界的知名学者与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作者及相关文章制作表格以便学界同仁和读者更好的认识当时学界对行政效率的研究范围及重视程度。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对研究行政效率的热衷学者中很多都既是当时行政学界的专家而同时又是政府高官。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这一时期的行政效率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时效性，使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行政学与效率主义的研究在我国得到很好传播，对我国当时的行政学发展以及行政学科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我国行政效率理论研究的评析 　　 　　（一）在我国行政学发展的历程中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20世纪初是西方科学管理意识和观念萌发与勃兴的时代。伴随着科学管理意识和观念的产生，科学化管理运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的迅速扩展，西方各国也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而这两者都强调以提高效率为核心。在西方行政学理论效率研究趋势的影响下，当时我国很多学者与官员或被时事所逼或为求学，很多都踏上了远洋求学之路。比如1928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