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湛宁书籍的设计家访谈录之二 文化大梦四十年.docVIP

韩湛宁书籍的设计家访谈录之二 文化大梦四十年 　　韩湛宁(下简称“韩”)：首先允许我向您表达敬意，能为中国文化做了这么多的梳理、传承和保护工作。我知道《汉声》是在1997年，当时在深圳看到《美哉汉字》那本，非常激动，一本杂志居然可以做到如此厚重和文化味，如此的传统和美丽。记得当时卖得很贵，好像700多元人民币，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现在还在我的书架正中心的位置，时常翻阅。后来陆续买了《曹雪芹风筝》、《剪花娘子库淑兰》、《蜡染》、《惠山泥人》、《山西面食》等等，都非常喜欢，并被您的关注和传承中国民间文化的精神所感动。 　　黄永松(下简称“黄”)：谢谢你的喜欢，我其实是走了蛮长的路。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使我更加专注地做这个事情。那是二十几年前，我从台湾来到大陆，逗留于南京，朋友们带我去看南京大桥，那时的南京大桥是长江上最宏伟的建筑，从桥下往上看，一排巨大的桥柱蔓延向远处的天边，场面十分震撼。正当我转身要回去的时候，抬头看到桥上题着几个大字，是毛主席的话：“道与术，要一起抓”，当时我就愣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朋友们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今天得到了启发。你看，这么大的字写在那里你们都视而不见？”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能偏离“道与术”，即“技术与想法”的结合，这成为我的事业追求。 　　从南京回来以后，我明确了自己的工作方向――“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更多地看到了“道与术”背后的关联。我们的祖先讲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追求“日损”的设计之道，文化之道，然而回到艺术表达的时候，却碰到了艺术创新与传统道理简化之间的矛盾。如何使“道与艺”无差别，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而“如何无别”则需要回到自身意识的根源，先要了解“道与术”的本质，然后再去观察和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当我明白了这一切以后，豁然贯通。 　　韩：说起来简单，但您是经过40多年的身体力行才走向顿悟的，年轻的编辑们短时间内很难达到您这样的高度。能谈谈您的历程吗？您初入社会时的状况是什么样？当时的台湾社会是不是也是转型期，像现在的大陆一样？ 　　黄：和大家一样，我也曾是个“艺术青年”。1960年代的台湾时局如朦胧拂晓，我从艺术学校毕业，正赶上台湾社会“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当口，那时的转型比较慢，大都是正向的，与现在以经济利益为主的转型方式不同。 　　台湾有一个优势，就是传统文化中没有太大的断层，“儒释道”三家的传承一直深入到人们的生活。儒家的“积极进取”思想和它所协助建立的“礼法秩序”，促进了台湾经济建设；而道家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以让我们不时停下来回看；再加上佛家的“放空”思想，使当时的台湾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虽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努力地想要创新，但我们并未曾离开过传统的生活，走出咖啡馆、啤酒屋，还可以去山林、古庙，闲暇时可以听古琴、看京剧、逛庙会，还有那些你无法不参加的传统节气活动，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不会跳来跳去跳到太平洋里去了。 　　韩：那么当时的美术教育是什么样子？您是如何从一个“艺术青年”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传统文化的呢？ 　　黄：当时的美术教育摆脱了僵硬的传统模式，学生有一定的自由，同时也有一定的基础。毕业之后，我喜欢前卫艺术，有趣的是越前卫越会被带动思考问题，“前卫到底走向哪里？”思考之后的结果往往又回到传统去了。恰逢欧美“嬉皮”时代，“嬉皮”具有回到民间、回到生活的精神，它将关注对象拓展到了少数民族和少数人，对“身心”以至“灵”的问题也开始了探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老生活”时常会被拿出来讨论，像在中元普渡时放水灯、供祭、点香等有着丰富内涵和一定规范的活动，虚虚实实，却都是中国人的生活经历，归根结底就是中华伦理文化，这样的讨论给了我很大启发。后来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从设计的角度重新去发掘那里的“衣食住行”。 　　韩：那么您又是怎样决定以杂志的方式发扬传统文化的呢？初衷是怎样？能具体谈一下吗？ 　　黄：这说来也是机缘，我曾经着迷电影，并做了些电影美术工作，当时我们的电影制片人找到我，说有人想编杂志，要我去帮忙，我便去了，随后我遇见了我的总编辑――吴美云小姐。她想要办报纸，而当时台湾官方不允许民间随便办报纸，美云一直在海外，并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于是我们建议她退一步，改办杂志。 　　杂志于1970年开始筹备，对于杂志这套系统，我们都是外行，遇到了许多困难，妇女杂志的主编张任飞老先生就曾经对我们说：“哎呀！你们要害一个人，就让他去办杂志！”果然，熬下去，好多人都跑掉了。而我坚持留了下来，直到下半年，我们编出第一本创刊号，1971年1月推出上市。创刊号中的内容不包括政治、经济等敏感话题，我告诉美云：“你不要报导这些内容，很容易出事的。”但她还想继续办下去，便询问我应该有怎样的内容，我对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