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在中原音韵的研究中另辟蹊径.docVIP

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在中原音韵的研究中另辟蹊径 　　摘 要：本文所分析的“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与黎新第先生（2000）《20世纪音系研究进程与方法回顾》中所提到的“方言参证法”在利用方音来求证古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对该术语的界定上本提法较之黎氏略显周全，更能体现出此法的真正含义。运用此法借助方音来讨论韵书的基础方音、语音特征的演变规律等问题，大有可倡之处，刘淑学先生对《中原音韵》基础方音的论断正可见此法的功用。 　　关键词：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 《中原音韵》 理论依据 　　 　　一、 引言 　　 　　《中原音韵》是古代韵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对现在研究汉语史或词曲史，特别是研究普通话语音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用来分析《中原音韵》的方法主要有八种（详见黎新第《20世纪音系研究进程与方法回顾》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这些在近代汉语语音领域内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是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原音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都不同程度地对近代语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淑学研究河北方言，辛苦多年，成绩显著，《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便是她多年辛勤劳动的杰作。她在该书的第四章用了大量的材料来说明处于河北中西部顺平、唐县方言“入派三声”，入声舒化后文白异读及与阴声韵合流的情况，都跟《中原音韵》完全吻合。 　　刘淑学认为：“《中原音韵》音系，可以作为鉴别标记的特征，除了‘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外，还有咸摄、山摄、深摄、臻摄、曾摄三等（庄组之外），梗摄三、四等，通摄一等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合流叠置的特点。它们成为我们鉴定《中原音韵》基础方言的根据。”[1]她在对《中原音韵》基础方言进行的论证中，可以说正是运用了本文所述及的“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她将韵书中有鉴别性标记的音系特征拿来与许多方言点的现有语音特征进行逐一比较，进而排除那些不可能的论断。论证过程中，她抓住了学者们在研究《中原音韵》时多有忽略的“入声韵与阴声韵的合流叠置情况”，得出了《中原音韵》基础方言为河北顺平、唐县一带方言的很有见地的结论。 　　方法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好方法便值得推广。本文主要结合刘淑学在其专著《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中对《中原音韵》的基础方音进行论证时所采用的方法，分析何谓“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及其理论依据。 　　 　　二、“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的界定 　　 　　周祖谟（1989）“《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是什么？有人说周德清根据的是中州音，有的说是大都音，究竟如何定论？”[2]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因为他们都能找到很多依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在短时间内没有孰是孰非的评议。就此田业政在《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从桓欢韵看的基础方言》一文，认为观点纷呈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并非某一点。他通过桓欢韵得出《中原音韵》反映的是当时天下之通语――通行于南北方的共同语的观点。对此观点我们不赞成，因为这与周德清“正语之本，变雅之端”（《中原音韵》虞集序）[3]的初衷不符，也与“四方之音，万有不同，惟中州为得其正，入于正音之中……”（书《中原音韵》后，讷?C书）[4]的描述相抵牾，所以我们相信周氏《中原音韵》描写的不是大而广之的地域，应该是有所限制的某地之音。 　　对于《中原音韵》基础方言存有多种说法，我们不妨做个分类：（一）代表大的区域，如十三四世纪的北方语音、河北中南部一带的方音、胶辽官话等；（二）代表较大区域的，如大都话（即现在北京市）、洛阳、豫东音（商丘）（宋逸民）；（三）代表较小区域，如顺平、唐县（刘淑学）。在范围上呈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不能不令我们产生思考。 　　我们认为这与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无关系。结合他们各自的研究方法，差不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中原音韵》的研究中，应用“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能直接缩小基础方言的所指范围，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推断就日益科学合理，更合于周氏作此韵书“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周德清自序）[5]之目的。 　　那么，什么是“鉴别性显著特征方音对照法”呢？下面以图解的形式做个表述。 　　 　　（说明：图中的方言A、B、C、D、E等分别表示600多年后与《中原音韵》有关的现代话的方言，有●表示《中原音韵》中的可用于鉴别的显著性标记特征在此方言中存在，且此符号越多，表示该方言保持的《中原音韵》中的特征越多，代表其基础方音的可能性就越大，无此标记的则表示该方言中已经不存在此特征了。如图示，方言C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方言B存在《中原音韵》中的可用于鉴别的显著性标记特征，但较之方言C，只能算与其具有渊源关系的周边方言。图中的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