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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发展趋向剖析 　　摘要：建国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应和着时代发展的脉络，在教育导向上经历了“政治人”、“经济人”、“人是人本身”的演进趋向；在教育方式上经历了多样性、单一性、开放性的更替趋向；在教育理念上则经历了“灌输”论”、“认知”论、“生活世界”论的递嬗趋向。对建国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发展趋向的分析，将为新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思想道德教育；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6-0175-04 　　 　　一、思想道德教育导向的演进趋向：“政治人”――“经济人”――“和谐人” 　　 　　“政治人”一词最早是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的。他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明确提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本文所使用的“政治人”是指把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奉为最高价值甚至唯一价值。更多强调人的政治属性的一种人性存在状态。 　　新中国建立伊始，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沉浸在对革命成功的喜悦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性、正确性的无限信服之中。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要求广大青年‘‘思想业务双丰收”，成为青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1958年9月，也即“教育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在这一教育方针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明确地表达了教育的政治价值趋向，强调以政治觉悟来衡量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成绩。思想道德教育亦概莫能外。随着政治的日益“左倾化”，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思想道德的合法性基础，思想道德教育演变成政治伦理和革命道德训诫，这在十年文革中达到极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贯穿于思想道德生活领域。道德实际上成了政治附属物。一方面强调以“阶级觉悟”为最高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思想道德问题往往被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并用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思想道德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了“政治教育”的代名词。青年思想道德教育重“大德”(政治立场、政治方向，-l!t界观等)、轻“小德”(道德品质、人格修养等)，从而出现了一些从小学会喊政治口号却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理论一套又一套却不懂得最起码的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的“政治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变成了“无情揭发、残酷打击”的敌我关系，道德由自我精神的活动方式异化为否定和束缚人本质力量的工具，完全背离了人类追求幸福的本性。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针对人性和人类行为进行分析的一般理论假设。其理论雏形源于亚当?斯密。简言之，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马克思则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本文对“经济人”概念的使用是指特别强调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标准和价值的人性存在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极“左”思潮的流毒被逐渐清除，青年思想道德教育中片面强调“政治人”的现象也逐渐得到纠正。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强调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体现出教育的经济价值趋向，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都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思想道德教育遂成为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力标准取代意识形态标准成为我国社会生活新的合法性基础。实践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等。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如影随形，趋利性、自利性、自发性、强调个人自由等也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生活中来，物质主义旗帜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高高飘扬。与此同时，国门初开，各种思潮泥沙俱下相继涌入，加之人们对于过去“政治人”导向的厌恶和抵触，因而产生心理逆反，对不道德行为不以为然，逃避、甚至嘲讽崇高。以上各种消极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思想道德教育亦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部分青年学生信念动摇，道德崩塌，价值扭曲。人们言谈中动辄就是“博弈”、“效率”，以经济领域中的“成本―效益”观来衡量思想道德行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因而，在实践中便有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