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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析 　　摘要：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墓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关键词：明清；淄川；宗族；祭祀 　　作者简介：秦海滢，女，史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3-0139-0６收稿日期：2011-０３-05 　　 　　明末清初，山东淄川历史舞台上活跃着韩氏、毕氏、高氏、王氏和孙氏等声势显赫的宗族。随着社会声望的不断扩大，他们也积极进行修谱、建祠等文化建构加强宗族认同。那么，这种血缘性的认同标志又是如何与地域社会产生联系的呢?本文力图通过对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发展变化的探讨，分析这一意识形态背后的动机、实践以及宗族的礼仪形式与地方社会的融入过程。 　　一?p家庙祭祖 　　传统社会，“礼不下庶人”，家庙祭祖制度也严格遵循此原则。洪武三年九月，《明集礼》修撰完成。《吉礼?品官家庙》曰：“国朝品官庙制未定，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俗节之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于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1］（卷6，《吉礼?品官家庙》）可见，明初家庙礼仪主要是仿照朱熹祠堂之制，针对公侯以下的品官而言。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改革祭祀礼制之后，才使得民间建立家庙的范围得以扩大。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明末清初淄川王氏和高氏分别建有家庙用以祭祖。 　　（一）淄川?桥王氏 　　据淄川?桥王氏《中宪祖庙记》所载： 　　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此先王立庙之定制也。后世卿大夫之家，亦因有庙焉。我曾祖中宪公于嘉靖戊戌掇巍科登显仕，清风高节，功德在人，卒祀乡贤。我伯祖理丞公复立庙于淄城东街之南宅。岁时荐祭，嗣后理丞公捐馆舍。庙宇倾圮，我祖教授公心怀不忍，遂别立庙于?桥住宅之东南，迎神主而奉祀焉。今庙前手植二松，已矗干霄矣。又置随庙地十三亩三分，在史家庄西岭，令后世子孙永办香火，至便也。逮教授公没，?祀于庙中，是庙为中宪公之庙，而实教授公建立庙地俱在五世孙仪世分内，而他支无与也。甲申后乱迭遭庙复倾圮，会有庙即庙基，以立草舍者，我从兄雪。因闻之，谓断不可以，后人之式微，慢亵先灵。于康熙戊午岁竭力鸠工重新庙貌，又念我伯祖理丞公伯父清丰公，原各有庙，亦久残废，遂皆迁神主于庙中。令各支子孙咸得致祭焉。祭毕，饮福尽欢而散。举行者已二十年矣。此皆吾雪因兄之仁心孝念，幽可使父子祖孙合食于一堂，明可使子姓亲疏聚宴于一室，报本展亲之厚谊可胜道哉？但恐数传而后物换人移，正未识家门兴废，何如也？倘有袖手旁观，委先型于草莽，而不顾者，能无兴惭乎？惟冀辉煌堂构继先典，而扩充之。是所望于后之贤者，因溯始末附记于此，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八月之吉曾孙应谨识［2］。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桥王氏祖庙仅仅限于中宪公王崇义一支。王崇义于嘉靖十七年（1538）中进士，以子理丞公王晓晋阶中宪大夫。王崇义初授刑部主事，后升为刑部员外郎宁波府知府。仕宦数载，政绩显著，卒祀乡贤。该庙原由王崇义之子理丞公晓和教授公?に?建，后经历甲申战乱遭破坏。于是，康熙年间由其后人加以修复，将王崇义与王晓、王?さ纫煌?祭祀于庙中，从康熙十五年左右开始令族人举行祭祀仪式，以实现“报本展亲”之厚谊。可见，王氏所立家庙与所祀神主位次基本遵循明清礼制。同在淄川，而高氏家庙所祀却有所不同。 　　（二）淄川高氏 　　据《淄川县孝义乡高氏族谱》所载，其家庙有北厅和东厅。北厅家庙神主位次图有始祖讳全?p二世祖彦祥?p三世祖鉴?p四世祖宽?p五世祖杰?p六世祖角山公?c?p七世祖柳溪公汝登?p八世中丞东溟公讳举?p举之弟南溟公?d程?p九世宏室公所蕴?p十世河间府推官绳东公玮?p刑部左侍郎念东公珩?p振东公?f等。东厅主要祭祀甲子举人伯度公十一世之??p平越县知县圣游公之?P以及广西布政司经历逸址公之??p武生守退公?p候选州同知松鹤公［3］。 　　从高氏家庙所祀与位次图，我们可以发现：高氏家庙所祀并非严格按照朱熹的《家礼》和明清家庙制度规定，其追溯的祖先为始祖。同时，此家庙并非属于高氏同族子孙。明末清初，高氏至八世时，具有“一科两个举，一门三进士”之美称。高举于万历七年中（1579）进士，其孙子高玮顺治三年中（1646）进士，司寇公高珩于崇祯十六年（1643）举礼部赐同进士出身。振东公?f，康熙六年（1667）中进士。珩子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