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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反讽叙事修辞简述 　　摘要：反讽是小说艺术中常见的叙事修辞辞格。明清之际以《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使用最为广泛。《聊斋志异》中的反讽叙事，机制灵活、方式多样，丰富了文言小说的叙事功能，使蒲松龄寄寓在作品中的“孤愤之情”抒写得更加深沉厚重。 　　关键词：聊斋志异；反讽；叙事修辞 　　中图分类号：Ｉ207．419 文献标识码：Ａ 　　 　　反讽是小说艺术中常见的叙事修辞辞格，甚至被认为是叙事文学乃至诗歌所使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修辞手段。克林思?布鲁克斯将反讽看作是诗学的结构原则，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他说：“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 ［1］ （P335）他认为，作者的叙述文本应该看作一种表意系统，具有字面上组合所传达出来的意义（仅就言语表层而言），这是表层意义。此外，叙述文本还具有深层意义，这种意义是作者故意创设的或正是作者要表达的叙述意图，或者是读者通过书面意义所认识体会到的。这两层意义相反对立，便产生了反讽。美国乔纳森?卡勒认为，“反讽来自于叙述文本的字面意义和读者所认识到的深层意义之间的差异（未必是相反）。为了构成反讽辞格，必须考虑到确有一批读者会按照字面去理解意义，否则，表面意义与读者所认识到的意义之间就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反讽游戏的空间了” ［2］（P229）。在我国，反讽这一叙事辞格于先秦时期便被使用。《左传》载宋襄公率军与楚作战，主张“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 ［3］ ，念念不忘君子之德。这些主张与当时敌我对峙的情境形成强烈反差，构成了戏剧性的叙事效果。明清之际，反讽叙事修辞在小说中被大量使用，以达到委婉讽刺、含蓄深沉的叙事效果，其中以《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为最。现就《聊斋志异》的反讽叙事辞格作以解析，以深化对蒲松龄小说艺术的认识。 　　《聊斋志异》的叙事反讽可以从积极、消极两个层面去理解。就使用方式来看，作者通过一定的话语组合形式或情境设置，有意识地调控读者的阅读接受，让读者领悟到自己的某一表述的字面意义或深层意义的对比差异关系，由此形成的反讽是积极的。如《沂水秀才》一篇，叙述沂水秀才夜坐时，有两位美人走入书斋。其中一美人以白绫巾展放在几上，巾上书有书法作品，秀才置之不顾；另一美人置白金一锭，秀才掇纳袖中。就人物身份而言，秀才作为文士，其人格特征按一般的社会标准来审视，应该好文艺而轻财色的。自视清高、才情风流倜傥的，往往热心欣赏美丽的女子，很少热衷钱财的。而沂水秀才孤居书斋，不欣赏文雅的书法，不欣赏动人的艳容，反而贪爱钱财。秀才的举动与其身份的社会角色特征产生了差异，构成了反讽。为了使读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反讽的戏剧性、讽刺性，作者还直接介入小说进行评论：“丽人在坐，投以芳泽，置不顾，而金是取，是乞儿相也……”作者的直陈或评述，破坏了反讽的婉而有力的叙事效果，但这恰恰可以证明，作者乃有意为“反讽”。消极的反讽是从读者接受这一层面而言的。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往往存在作者意在此而读者意在彼的现象：作者意在褒扬人物，或寄以同情，而读者却可以从作家之叙述中体会到贬斥或看出滑稽，这种差异亦可以视为反讽，是消极反讽。《青娥》一篇，作者的叙事本意在于宣扬用情真且坚可以得佳人、修道诚且坚可以为仙人的观念。而小说叙述语话层面传达的意味与作者意图存在迥然的差异，形成了浓郁的反讽意味。小说中的霍桓“遗生最幼，聪惠绝人。十一岁以神童，入泮”。就是这样的聪慧神童，在实际生活中异常“无知”，年已十三岁却“尚不能辨叙叔伯舅舅”，实在难以想象作者对人物聪慧的评价是从哪儿得来的。最有意思的是，霍桓见到青娥“只觉爱之极，而不能言”。长幼之序未识，而先识男女之情，其聪慧神智本来就没有用在世务、世事上，读者读至此处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冯镇峦对此评语下得最为幽默――“惜玉怜香如此，成人后定能向绮罗丝中做功夫者” ［4］ （P930），含蓄地嘲讽“以神童，入泮”这一人才选拔的滑稽性。显然，作这样的品味解读是接受者体悟到的，虽然不符合作者主观叙事意图，但却别有新意，反映出小说留给了读者无尽回味的艺术空间。 　　从作品的实际情况看，《聊斋志异》构成反讽修辞格的机制各种各样，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利用人物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的性质差异构成反讽 　　当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叙事，尽量保持与事件、人物的距离，不介入故事情节，而是通过叙述、描绘，展现人物行为方式特点与行为目标本身之间存在的性质上的相左或反差，以此构成的反讽往往可以揭示出人物行为隐含的强烈的悲剧性。《聊斋志异》中有很多作品往往既客观摹画人物追求目标的虔诚痴迷的态度、异常坚定的意志、极为执著的信念，也客观揭示人物追求目标的虚妄滑稽、毫无价值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手段，让读者清醒地认识到，人物付出的艰辛执着与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