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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仲舒的“官本主义”论他的音乐思想 　　?ふ? 要：董仲舒是西汉一位重要的儒学思想家, 他以自己的博学和智慧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成先秦儒家思想转向的一个关键人物，其音乐思想主要涉及音乐的社会功用和文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官本主义”的宗旨。 　　?す丶?词：董仲舒；音乐思想；儒家；天人感应 　　?ぶ型挤掷嗪牛?J6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1-0072-03 　　 　　 董仲舒（约公元前198年―前106年），汉代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他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也是哲学家、思想家。他是促使汉武帝下定决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键人物，也是《春秋》公羊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贤良对策》、《春秋繁露》中，广泛吸收了阴阳五行以及其他学派的思想,有论及音乐文化的内容，其思想主要涉及音乐的社会功用和文质关系等方面，体现了他的“官本主义”宗旨。 　　 　　一、董仲舒与礼乐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以著名的“天人感应”说，吸引了对治国、天道、人性等方面问题思虑已久的武帝。董仲舒从多个角度论述了儒家以礼乐教化治天下的美好蓝图，指出只有用礼乐教化才能化解天灾人祸，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 P570汉武帝采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春秋以来“道术为天下裂”、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初步建立了适应大一统政治专制的思想体系。徐复观说: “在董仲舒以前, 汉初思想, 大概上是传承先秦思想的格局, 不易举出它作为‘汉代思想’的特性。汉代思想的特性, 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2］ P182 　　对于音乐与治国的关系：董仲舒应对道：“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1］ P562 　　这段话明确表述了董仲舒对于以礼乐治国的看法：只有仁、义、礼、乐，才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乐的作用，就在于与礼配合，通过对人民的教化来治理国家，使统治长期稳定。蔡仲德先生认为：“此处说‘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是‘礼乐教化之功’，而不提仁义，是因为如孟子所说‘礼之实，节斯文（仁、义）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仁、义）二者’，礼乐与仁义不可分，说礼乐也就包括了仁义。” ［3］ P303而在用礼乐教化民众的过程中，如果还未“功成”，还不能自作新乐的时候，就要暂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先王之乐；当“王者功成”，便要自作以“乐其德”为主要内容的新乐，即以王者的功德为乐。而相比之下，新乐比先王之乐更加 “宜于世”，也就更具有教化民众的功效。而世道衰微、国家政乱乃至危亡并不是由于天命，是由于治国失其正道，因为未能利用仁、义、礼、乐进行教化来治理国家，因此不能使“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 　　关于礼乐对于教化和治国的重要意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8226;立元神》中提出了“三本”之说：“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4］ P168-169此段文字的主旨与《对策》内容相近，董仲舒论述了治国利用礼乐与否的辩证关系，认为如无礼乐，则“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 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如有礼乐，则能使“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三本”的说法。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世界万物的根本，“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天之孝悌、地之衣食以及人为之礼乐对于人来说，每一件都是万万不能缺少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受到了礼乐出于人的本性的教化作用，失去礼乐教化，人便沦为如同禽兽而不成其为人了，这与孔孟的传统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可以说，对于礼乐的本源及教化作用，董仲舒基本继承了以孔孟、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关于音乐社会功能集中体现的“和”的思想，认为礼乐同功，二者都既有巩固等级秩序的功能，又有沟通调和的功能；同时礼乐又是互补的，礼别异、乐统和，礼乐之间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以达到协和有序的要求，才能达到礼宜乐和这个儒家致力于实现的理想状态，从而安定民心，保证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稳固。 　　 　　二、董仲舒与“天人感应” 　　 　　董仲舒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他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并非完全的先秦儒家思想，而是把传统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之说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儒教神学思想体系。这种天道观构成了董仲舒音乐思想的哲学基础, 也成为董仲舒音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董仲舒的思想中, 无论是发于自然情性的音乐还是王者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