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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对大众文化构建策略探析 　　大众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概念，当然它也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指和能指。但是，无论从哪种角度理解大众，都离不开它社会意义上的基本指向。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绝大多数，并且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庞大的基座部分。按照衣俊卿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的分类，人的活动领域主要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经济、政治、社会经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自在的日常生活领域。其中日常生活领域的构成主体无疑是大众，也是在此层面上大众有了它的参照对象――精英，也才更清晰地显示出其基本特征。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精英就没有日常生活，而是就日常生活在其活动领域中所占的比重而言的(至于这种量上的区别是否导致了质上的差异，这个判断同样是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方能开展)。 　　可见，大众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起点是由人的本能要求促发的并整体的呈现为对本能要求的满足过程。身体是本能的栖息之地，大众生活或者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就又可以转化成以围绕着由各种器官和组织构成的身体展开的生活。身体是个体人的物质存在形态，是最具大众性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根据三段论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媒介是大众媒介的结论。这样，媒介除了凭借其机械复制技术优势在数量上成为“大众媒介”之外，又在人的物质存在层面上获得了大众性，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正是在上述的“大众性”基础之上，大众媒介发挥了它塑造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所向披靡的本领。 　　日常生活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因为身体或本能的首要需求就是消费的需求，在此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大众文化也就先天地具有了消费主义的基因。但是大众文化要等同于消费文化，还要经过大众媒介对大众进行一番舒服的“按摩”之后才能实现。那么，大众媒介是怎样运作才能达成这样的效果呢?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判断已经表明，正是通过身体，媒介进入了大众的生活。不仅如此，大众媒介进而以日常生活的逻辑赢得了大众的欢心和服从，通过这一过程更加强化或者说是内化了它的大众性，使自己成为更高层次上的大众媒介。 　　日常生活的动力源于身体对物质的消费需要，追求物质满足成为其基本特征之一。媒介在获得了“人体的延伸”的资格后，俨然以身体代言人的身份，打着满足身体需要的合情合理的旗号，引领大众开始了大张旗鼓地对消费的追求之旅。当大众欢呼雀跃地踏上这次旅程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知是让人高兴还是沮丧的事实：这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行。让人高兴的是，沿途的风景真的“看上去很美”，可让人沮丧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回家”了！媒介将人体延伸得没有了边际，见多识广的身体早已不再满足于温饱，它不断地发现着新需求，甚至忘记了它的基本需要只是衣食住行之需。当报纸利用电报进行信息传递时，人和事件之间的“空间的隔阂已被彻底消除”；“1838年，为了吸引投资者，达盖尔在一个通告里说：‘达盖尔银版法不只是用来再现自然的一种工具……(它)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实世界”，时间的连续性也被打破了……作为“人体的延伸”的媒介就这样打开了原本囿于固定时空中的身体的禁锢，赋予了人体发现和开发新需求的能力。如果说发现还可能有穷尽之时的话，那么，开发就是没有尽头的了。身体(媒介)时时刻刻能够感知到科技开发的新型消费品，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新型消费品都是身体“必需”而且“必须”的。不断升级换代、令人眼花缭乱的数码产品，有着超级短暂的流行周期和超快的淘汰速度，伴随着新功能的开发，多种伴生性消费品也被生产出来。以手机为例，由单纯的移动通话工具到成为娱乐通讯工具，中间经历了外形、体积、重量和功能的诸多改进，也催生了短信服务、彩铃、手机小说、手机电视等等与之相关的前所未有的消费内容。之前只与耳朵和嘴巴有关的手机(看不见的当然还有言语交流时大脑的参与)现在可说是全面调动了耳朵、嘴巴、手、眼睛甚至胳膊、腿、脚(因为要伴随音乐手舞足蹈)以及全身各肌肉组织的参与。参与者多了，要求也就更多样了，欲望被提升了，这样，对新的消费形式和内容的接受就以大众的主动需求的方式显示出来了，大众媒介则适时地、笑容满面地以谦卑的服务者姿态恭恭敬敬地为大众提供上一道又一道的消费大餐。大众媒介由身体本身(人体的延伸)到变成为身体提供服务者，这一角色转换达到的是扩展大众消费需求的目的，其内在策略上颇有“引君入瓮”的智慧。这个策略的战略战术意义在于，身体在经过大众媒介的这番调教之后，也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身体了，它不再是(或不仅仅只是)人的物质存在形态，也不再仅仅是宗教视野中的“肉身”，“身体的地位”就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事实”，成为“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