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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民间资本风险根源和可控性评析 　　摘要:本文将以温州本土人的经历为基础，以超越温州本土的视野来向大家剖析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资本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并不是如外界报道的仅仅是民间借贷这一层面上，而是当前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企业自身运营和政府调控的共同责任；只是这一结果在温州率先表现出来。民间资本只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和倒闭后债务的一部分，二者不可等同。同时，着重论述温州民间资本体系的总体稳健性，提出“民间银行”的概念和其对整个民间资本体系的基石作用。 　　关键词:温州民间资本 温州民间资本风险根源 民间银行 民间资本风险总体性分析 　　 　　2011年以来一系列温州老板落跑和跳楼事件的报道，引来各方对温州民间资本安全性的质疑，引发了各方对“温州模式”的拷问。甚至有学者担忧温州民间资本危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触发整个中国民间金融危机，最后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引爆器。那么温州民间资本风险频发的根源何在，是否如报道所说的真到了崩溃的边缘呢？我们就从风险事件出发，去共同剖析风险的根源、评定风险的现状。 　　一、温州民间资本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分析――“三个责任” 　　分析附表1可以发现，风险的根源为“经济体制、企业、政府”三个方面的共同责任。 　　(一)中国经济体制下，温州作为民营经济领行者的责任 　　温州本轮民间资本风险凸显的是当前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反映。拥有资本沉淀的温州民营企业在转型和升级路上无法获得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重要资源配置非市场化，有丰厚利润的行业都被权力之手垄断，行业壁垒高企，民营实体被排除在外；即使如温州资本，具有灵敏的嗅觉，提前于市场介入，但是当行业出现高利润时，结局依然如山西煤炭改制一样，难逃受伤的命运。在这个背景下，温州产业积累的财富，在这房地产十年大牛市中再度被放大。形成了自我强化效应；逐渐远离实体经济。（附表2） 　　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环保要求严格、原材料和资源品价格飙升，加上人民币2005年汇改以来升值超30%，严重侵蚀了制造业微薄的利润。在整体经济环境恶化下“温州模式”必然面临发展瓶颈。而这一转型期恰好与全球金融危机相重叠，使得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更加痛苦。 　　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和领行者，这种痛苦会尤为凸显，并率先于其他地区先行表现出来。 　　(二)企业自身的责任――经济转轨时期企业经营和资金管理失调 　　分析附表1资金断裂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企业经营战略失败；如波特曼咖啡投入巨资打造“港尚记”豪华海鲜馆，仅两次装修费就高达四千万，最终导致投资短期无法回收出现资金断裂而落跑；第二，企业盲目地多元化发展，规模扩张过快；如乐清三旗集团、鹿城区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温州正得利鞋业等3家企业都是在多元化发展的路上迷失了自我，其中以乐清三旗集团最为典型，投入巨资打造自己的葡萄产业链。第三、企业主自身资金管理失败；如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参与赌博，一夜之间输掉上亿现金，消息传回后引发债主挤兑潮，资金链条瞬间崩裂。第四，资金投向矿产、地产、证券等非主业，调控下难以全身而退。如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范乐乐投资矿产失败，血本无归；浙江天石电子公司炒股巨亏；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投资担保公司出现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制造企业的未来必然呈现三种趋势：一种是越来越大，通过整合重组，不断做大做强；第二种是越来越“小”，这个“小”是指专和精。如果不能通过整合做大做强，就要安心做专做精，成为某个细分领域的绝对龙头；第三种是越来越少，如果不走前面两条路，一味扩张、投机，放弃主业优势，其结局只有被淘汰被“少”掉的命运。 　　企业自身与经济形势的失调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民间资本只是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和倒闭后债务的一部分，而不是企业落跑和跳楼的根源，二者不可混淆，更不可等同。 　　(三)政府的责任――货币政策急速转变和企业产业升级转型步伐的失调 　　所谓“政府责任”是指2007年金融危机后，国家货币政策的连续急速转变。在2008年国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追着企业贷款。加之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企业升级转型进军新能源领域，像浙江信泰集团就是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于2008年连续上马4个光伏项目，而到了2009年下半年，突然银根收紧；到了2010年初，为了抗通胀，银行更进一步收紧信贷，只收钱不借钱，企业的投资步过快，战线过长，后续资金只能通过民间资本融资，这种融资是完全不同于正常的民间借贷模式的，完全是企业在被迫情境下的无奈之举，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民间资本利率远高于银行信贷，导致企业财务成本压力剧增，而新能源项目基本是投资周期较长，巨大财务压力下企业是无法坚持到新项目的投资收益回报来临的。其结果只能是跌落万丈悬崖。 　　货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