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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和他法律世界 　　法律的傲慢与文学的偏见 　　“我宁可吃个大亏，也比吃法律更大的亏要好。”1846年10月，查尔斯?狄更斯在给好友约翰?福斯特的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上次《圣诞颂歌》事件带给我的焦虑，花了那么多钱，最终只落个不公下场。就算官司打赢了，除了一堆困扰，我什么也得不到。”此时，狄更斯已是享誉英语世界的作家。之前的作品，如《匹克威克外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圣诞颂歌》等，每一部都受到热烈追捧。 　　图书一旦畅销，自然会受盗版者青睐，更何况是在那个版权意识淡漠的年代。1844年，狄更斯因《圣诞颂歌》被盗版，将一家书商告上法庭。诉讼旷日持久，除了搭进去700英镑诉讼费，他本人也耗费不少心力。可是，官司反而把他拖入其他更棘手的纠纷。这段经历，令狄更斯对繁冗、拖沓、昂贵的司法程序失望之极。两年后，作品再次遭遇盗版时，他干脆不采取任何维权行动，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法律的傲慢与粗暴，已经令人恼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1853年，狄更斯最负盛名的作品《荒凉山庄》问世。小说对大法官法院和那里的诉讼程序进行了猛烈抨击。在序言中，狄更斯提到两起真实案件。一起审了20多年，诉讼费高达7万英镑，查明的事实却和开审时差不多。另一起从18世纪拖到19世纪中叶，仍悬而未决。双方当事人被案子拖老、拖疯，而官司还在热热闹闹地打下去，巨额诉讼费都滚进法院和律师的腰包。这帮人极尽拖延之能事，因为案子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有利。作为故事主线的“贾迪斯诉贾迪斯案”，正是一起这样的案子。正文里，狄更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英国法律的看法：“英国法律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为打官司而打官司，即使牺牲当事人利益也在所不惜。” 　　狄更斯对大法官法院的批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人甚至认为，英国议会后来启动对大法官法院的改革，与《荒凉山庄》有很大关系。大法官丹宁勋爵甚至评价说，狄更斯小说对司法改革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吉米?边沁。但是，与历史上许多文学作品一样，这部小说对社会变革的影响，被明显高估了。后世研究者指出，当年的大法官法院的确存在各式弊端，但在《荒凉山庄》连载之前，改革措施已经启动。小说反映的情况，已不符合司法现实。擅长精神分析的美国学者彼得?盖伊甚至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里断言，狄更斯的性格过于脆弱敏感，第一次打官司的不愉快经历在他内心留下强烈阴影，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把这一经历渲染为一种更大的伤害，通过《荒凉山庄》栩栩如生地予以展现。彼得?盖伊认为，小说本身就像是在“发泄一股可爱而优雅的怨气”。 　　那么，狄更斯对英国司法制度的抨击，到底是法律傲慢导致的文学偏见，还是在多年的体验、观察后，得出的确凿之论？除了《荒凉山庄》，狄更斯的许多小说都曾提及当年的法律与法律人，许多故事也是以案件为线索展开。可以说，他对法律题材相当热衷，在版权官司之前即是如此。这些又是基于什么原因？事实上，这一切与他早年的法律生涯有着密切关联。 　　名作家的“法律生涯” 　　查尔斯?狄更斯12岁那年，酗酒成习、挥霍无度的父亲约翰?狄更斯因无力偿债，被关进马厦尔西债务人监狱。两个月后，母亲也带着全家住进监狱。为保生计，狄更斯被迫在泰晤士河滨大街30号的华伦黑鞋油作坊做童工，周薪6先令。除了打工，其他时间都陪家人在监狱消磨。在那里，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入狱者。这些人的形象与命运，后来都被他写入《小杜丽》。 　　1827年，狄更斯开始了他短暂的法律生涯。从威灵顿学堂辍学后，他成为查尔斯?莫洛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所谓“助理”，其实就是打杂。几个月后，他被艾利斯与布莱克默律师事务所录用。在那里，“任何一个当班职员透过锁眼听到的律师机密谈话，都会在外面的职员办公室传作笑谈”。到律所洽谈业务的众生百态，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多有体现。为了帮律师们递送各类诉讼材料，狄更斯时常奔波在伦敦的大街小巷。这位来自朴次茅斯的年轻人，借此对伦敦的市井生活有了更多了解。 　　年轻的狄更斯对新闻业很有兴趣，梦想成为一名报道议会新闻的记者。为此，他努力学习速记，并凭借娴熟的速记技能，被法院招录为庭审速录员。伦敦博物馆内，至今保存着他在1830年11月18日速记的一份庭审笔录。法院经历加深了狄更斯对世态人情的理解，也为他日后惟妙惟肖地描写法庭审案，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人们可以从《匹克威克外传》的一处描写中，管窥当时的庭审场景： 　　那些有诉状在手的绅士们，尽可能将它们拿得显眼些，偶尔还用它搔搔鼻子，旨在加强旁观者们的印象。那些没有诉状可显示的其他绅士，手臂下夹着气派的八开本大书，书后拖着一条红色书签带子，封面颜色像半生半熟的面包皮，专业术语称之为“律师小牛皮”。那些既无诉状又无大本书的，则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尽可能显出睿智的模样来，还有一些人，非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