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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量刑失衡原因 　　[摘要]长期以来存在的单一刑罚目的观以及重定罪、轻量刑思想是量刑失衡广泛存在的观念性原因；法定刑幅度过宽、量刑情节规定过于简单是量刑失衡的立法原因；法官量刑失衡问责制无法建立、某些法官素质偏低，以及权力对司法的不当干预也是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量刑失衡； 罪刑均衡； 刑罚目的； 法定刑幅度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12-0037-02 　　 　　在刑法领域，要维护公平正义，就必须做到罪刑均衡。令人遗憾的是，量刑失衡现象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却广泛存在，已经严重危及法院的形象和法官的声誉，损害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阻滞了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因此，有必要探寻导致量刑失衡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 　　 　　一、量刑失衡的观念性原因 　　 　　尽管刑法学界早已有人提出预防与报应的双重刑罚目的观，但是，传统刑罚目的观的消极影响至今未能得到清算，以预防为主的传统单一刑罚目的观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等价报应理念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刑罚幅度是国家刑罚目的的凝聚态，是罪刑适应原则的数量化”(储怀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这意味着我国刑法设置法定刑是以刑罚目的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依据的。通说中，我国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长期以来，刑法理论和实务都把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的唯一目的，而惩罚和报应则被视为野蛮和落后的观念，被排除在了刑罚目的之外。殊不知，报应刑理论蕴含着极其重要的正义价值观，而以预防犯罪为内容的功利主义刑罚目的观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使得司法人员过于重视刑罚威慑功能的发挥，却忽略了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均衡性，刑罚的公正性难以得到维护。而且，“功利主义者易于高估犯罪之损害，因而引入严刑来抵消它”(邱兴隆著：《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过分追求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使得法官在裁量刑罚时，十分容易陷入重刑主义的泥潭。另外，如何准确衡量预防犯罪所需要的刑罚量也是一个难题。这就导致不同的法官对遏制相同的犯罪所需要的刑罚量产生不同的认识，量刑失衡在所难免。 　　重定罪、轻量刑的思想是量刑失衡的又一观念性原因。时至今日，部分法官仍然只重视定罪的准确性，对准确量刑的重要性却认识不足，认为只要没有超出法律所规定的量刑幅度，多判几年或少判几年都无关紧要。在这样的量刑观念作用下，量刑失衡现象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量刑失衡的立法原因 　　 　　成文法能够记载的内容总是有限的，而现实生活又是纷繁复杂的。因此，成文刑法永远不可能穷尽一切犯罪现象，也不可能对各种犯罪情节逐一配置法定刑。为了让成文刑法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往往对各种犯罪的犯罪情节和法定刑幅度作出了具有一定模糊性和弹性的规定。我国刑法亦不例外，对绝大多数犯罪配置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只有极少数犯罪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然而，在采用这一立法技术时，却产生了法定刑幅度过大的弊端。自1979年刑法颁行以来，长期遭受诟病的对某些犯罪的罪状以及犯罪情节的规定过于简单，配置的法定刑幅度过宽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不少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一种犯罪都配置了多个层次的量刑幅度，却缺少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犯罪情节和适用标准，这就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量刑失衡埋下了隐患。例如，刑法第277条的妨害公务罪规定，犯该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罚金。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判有期徒刑还是拘役、管制、罚金，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能由法官来决定。由于法官个体素质的差异，以及个人心理倾向性的原因，就很容易出现量刑的不均衡。更为严重的是，对于故意杀人罪这样极其严重的犯罪，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极为宽泛(从死刑到3年有期徒刑)，却没有明确的犯罪情节与之相配。由此可能导致的量刑失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现行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有期徒刑，有的只规定了下限，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同时规定了上、下限。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量刑幅度过大，难以对法官的裁量刑罚行为起到制约作用，从而为量刑失衡埋下隐患。例如，刑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总则的规定，有期徒刑的上限为15年，数罪并罚不得超过20年。那么，对于情节严重的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可以在5年至15年之间判处刑罚。如此宽大的量刑幅度，又缺乏详细具体的犯罪情节与之相对应，量刑失衡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我国现行刑法对具体犯罪的加重或减轻构成有许多是通过犯罪情节来界定的。而“犯罪情节”这种说法是十分抽象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