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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事与法人负侵权连带责任可行性 　　摘要:我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法人成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其机关成员(如董事)与法人是不能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董事只对法人承担内部责任;而大陆法系的德国#65380;日本#65380;我国台湾等从立法或司法上却主张董事与法人的连带责任#65377;我国传统民法否定连带责任的依据并非科学,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董事与其法人负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行性#65377; 　　关键词:连带责任; 董事内部责任; 替代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10-0098-05 　　 　　一#65380; 我国法人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定 　　 　　王利明教授认为,“主张法人侵权责任是连带责任,是不正确的#65377;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否定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代表性,而把他们和法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代理关系#65377;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就应当认为是法人的行为,理应由法人负担责任,不能由直接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65377;”[1]即当法人依法人机关理论对其董事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时,法人的董事是不能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的#65377;因此,董事内部责任说就应运而生,即法人在对其机关成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承担了民事责任以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在法人内部请求机关成员进行赔偿#65377;采取董事内部责任说的学者认为:“从民法上看,尽管机关成员在滥用职权时体现了其个人意志,但要由法人机关成员共同向第三人负连带责任,在法理上是矛盾的#65377;机关成员要么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人行为,要么是与法人置于一个民事主体之中的,他们对外是不可能承担连带责任的#65377;”[2] 　　在起草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关于侵权行为编,我国法学界有两个权威的草案建议稿,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完成的草案建议稿#65380;[3]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完成的建议稿#65377;[4]这两个建议稿都用鲜明的条文对法人侵权行为责任能力作出了明确的规定#65377;前者第52条第1款规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其机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65377;” 后者第61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65377;”从二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法人侵权责任能力的确立依据都是法人机关说#65377;机关说以实在说为其理论基础,认为法人本身不是纯粹观念的形态,而是已经将自然人融入了自身,作为其成员或者机构成员,这些成员在整体的名义下参与交往#65377;法人机构是现实中法人团体的必然部分,或者说是法人团体组织的本质特点,不是法律拟制的结果,法人和机构的关系是自身一体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65377;所以法人机关不是法人的代理人,对外不得视为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关系,法人机关的执行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65377;[5]就确立法人侵权责任能力的理论依据来看,法人机关说一直是我国法学界通说,[6]这并不存在争议,而且也与已确立法人侵权责任能力的德国#65380;我国台湾等民法理论一致#65377; 　　两个建议稿在法人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上,也是否定法人与其机关成员董事负连带责任的,也一致地主张法人机关内部责任说,可见这与我国传统民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65377;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完成的草案建议稿第3章(对他人侵权之责任)第2节第52条规定的是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65377;其第一款的内容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对其机关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65377;此款规定可以认为是对法人侵权行为责任能力的直接规定#65377;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此条款中没有“连带责任”的字样#65377;同时,笔者参考建议稿第53条关于替代责任的规定也没有“连带责任”的字样,而第56条关于国家机关与受委托人对他人(受害人)有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第52条未使用“连带责任”的字样,并非起草者所遗漏,而应是起草者有意的做法#65377;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完成的建议稿第61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65377;这应当是对法人侵权行为责任能力的直接规定#65377;同时,建议稿于第65条规定:法人或者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对造成损害有过错的工作人员或雇员享有求偿权#65377;可以看出,此建议稿将其一向主张的法人机关内部责任说的理论在此得以完全贯彻,因而决无连带责任的适用余地#65377;这是因为起草此建议稿的学者在理论上是否认此连带责任的可行性的#65377;而且,受我国传统法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