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悲剧意识.docVIP

论萧红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悲剧意识 　　[摘 要]20世纪初中国女性作家为文坛增添了一道奇异的色彩，她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了中国女性所经受的悲惨生活，提出了女性解放的口号，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开辟了新的道路。通过对女性作品的深入研究，可以使人们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关注和感悟女性的情感、生命及内心世界。 　　[关键词]张爱玲；萧红；女性形象；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8）10-0151-03 　　人对于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探索是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诞生而兴起的。伴随着西方文学中诸如《简?爱》、《呼啸山庄》等由女性作家执笔写就的小说的流传，人们对其中女性形象的生存、爱情以及由此所反映的女性观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研究兴趣。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其以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向人们诉说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与坎坷。在民族的灾难中，萧红经历了反叛、觉醒、抗争并与命运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本人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与萧红的乡土情结不同，自小受到中西方文化双重熏陶的张爱玲始终挣扎在新旧文化的碰撞之中。这位传奇女性以其亲身的感悟与经历来刻画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在努力摆脱命运所给予的不幸，最终却在自身愿望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过早地枯萎凋零。 　　因此对于萧红、张爱玲及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站在更高层次去理解、关注和感悟女性的情感、生命、内心世界。 　　一、对女性悲剧意识的深入思索 　　（一）“原罪意识”对女性悲剧意识的影响 　　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的误解不断延续着，这使得人们一直以来都在降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作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为女人偷吃了智慧之果，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女性的生存总是带着一种“原罪意识”，她们甘于依附男性并受其控制。作为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无处不体现着女性的被动地位，正因此，她们无法获得幸福并在沉重的生活中随时等待着被人抛弃。正值青春年少的金枝听到了成业的歌声情窦初开并将自己委身于成业，周围的人并没有指责成业，而是一味辱骂金枝：“我早看她起了邪心，看她摘一个柿子要半天工夫；昨天把柿筐都忘在河沿。”“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而只有成业婶婶看出了这女孩将要重蹈自己的不幸，不无担心地说：“我再也不愿听这曲子，年轻人什么也不可靠……这时他再也想不起从前了！那和死去的树一样不能再活。” 　　与金枝的懦弱和无奈不同，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始终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她出生于城市小市民家庭却被阴差阳错地送入了姜家大宅，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有一个病得不成人样的丈夫。作为女人，她所渴望的爱情几乎在一瞬间化为乌有，而她又不得不遭受姜家上上下下的欺辱。七巧性格泼辣，却也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无能为力，最后只得在冷酷的现实中压抑下自己原始的欲望，而与一个“死人”终老一生。 　　这种生活几乎是卢梭在《爱弥尔》中对于男女地位的陈述：“女人仅一生的教育都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系而计划，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与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 　　卢梭这大言不惭的男权观点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批判，而张爱玲通过曹七巧等一系列人物向人们展现了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几近“殉道”式的可怜精神。 　　七巧是敢于反抗的，她渴望爱情，渴望姜家三公子姜季泽将她带出这种困境，却也在遭到季泽的拒绝后，“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 　　（二）女性悲剧意识的成因 　　女人身上所负载的无形的枷锁，便是整个社会的麻木与无知。在漫长的时间里，控制女性的自由已经被人们普遍地认可与接受，而女性自身也在不知不觉中生发出了服务于男性的奴性意识。此外女性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还来自于女性作家对人性的思考，或者说，这些小说中芸芸众生的悲剧就来自于人性的弱点，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冷漠、虚伪与变态。恐怕这也是《金锁记》和《生死场》真正蕴含的道理。 　　由此可见无论是金枝还是七巧，无论是贫穷的农村女性，还是居住在深宅大院中的阔太太，都逃不出其自身所具有的悲剧命运，她们一样在爱情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一样在无边无际的生活中饱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样将自己的青春葬送于被动地付出之中，最后只能在不幸与悲叹中渐渐老去。 　　而这些，也正是张爱玲与萧红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