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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党争与苏轼后期诗学思想 　　[摘要]“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及创作的转折点，对苏轼后期的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诗人例穷”思想，苏轼在后期生活中为这一思想打上了浓重的身世之感，是他对自身遭遇的痛苦反思与体味；“止乎礼义”是苏轼为自身制定的得以安身立命的创作规范；“平淡”是与苏轼的贬谪心态相适应的一种审美旨趣。 　　[关键词]苏轼；党争；诗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8)06―0132―02 　　 　　嘉?v二年(1057)苏轼中进士，嘉?v六年(1061)受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出知杭州。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此后，苏轼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受党争挤压的境地，而且越贬越远，直到海南的儋州。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北归途中去世。在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苏轼受党争打击的时间几近三十年，这在苏轼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痕，他的后期诗学思想也受到党争的影响而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一、“诗人例穷”思想 　　 　　实际上，苏轼早在嘉?v时期，在《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荐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中就提出：“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的思想。然而，随着党争对苏轼的影响进一步加深，苏轼对“诗人例穷”的体会更加深入，越来越与自身的遭遇紧紧结合在一起。 　　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遇文字狱，即“乌台诗案”，经御史台拷问，苏轼几死，最后以苏轼贬谪黄州告终。“乌台诗案”的深层原因在于王安石领导的新党与苏轼所属旧党之间的党派斗争，而直接原因则是苏轼以诗歌来揭露新法对下层百姓的伤害，由此以谤讪朝廷之罪而被羁押。 　　从此苏轼对“文字”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辅，不如不作之安也。 　　仆为忧患所扰，几不能脱，正坐作文字耳。已燔笔砚，不复作一字矣。 　　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 　　苏轼之“穷”因为作诗而起，因此他对文字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苏轼认为诗歌是导致自身之“穷”的直接原因，他在《答陈师仲主薄书》中感叹：“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在《孙莘老寄墨四首》(其四)中说：“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在《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中也说：“平生作诗穷”。表达了对作诗的敬畏。 　　苏轼的“诗人例穷”思想不仅体现在对自身的观照中，而且也体现在他与他人的言谈之中。 　　陈师仲，字传道，彭城人，陈师道之兄。熙宁十年(1077)，兄弟二人见轼于府中，交谊由此开始。元丰四年(1181)，苏轼在《答陈师仲主薄书》中说：“今足下独不信，建言诗不能穷人，为之益力。其诗日已工，其穷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龟手之药，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达乎?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遐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谬，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时苏轼正在黄州贬所，师仲任杭州主薄。从文字中看，苏轼明确否定了“诗能穷人”说，认为诗能否穷人，关键在于诗人自己对于诗歌创作的掌握。然而，苏轼虽然从理性上认识到“诗”与诗人之“穷”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现实中的“穷”似乎又成为紧匝在诗人身上挥之不去的魔咒，因此苏轼对强言“诗不能穷人”也并不赞同，他说陈师仲或许能“以此(笔者按：诗歌)达”，也只是他的一种美好祝愿。他明确说：“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正说明了他对“诗能穷人”现象的无奈和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这对苏轼来说恐怕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欧阳?V，字晦夫，桂州灵川人，学诗于梅尧臣，元?v六年(1091)方中进士，时年五十七岁，后任石康令，可谓终身不达。元符三年(1100)，苏轼六十五岁，他在《书圣俞赠欧阳阀诗后》中说：“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岁，须鬓皆皓然，固穷亦略相似。……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又穷于圣俞，可不大笑乎?”梅尧臣，字圣俞，当过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建德、襄城两县知县等职，官终尚书都官员外郎，终未显达，同时人欧阳修就评价他的诗歌说：“穷者而后工”。显然，在苏轼看来，从梅尧臣到欧阳嘲、再到苏轼本人，“穷”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苏轼说：“可不大笑乎?”这笑声中包含了多少人生的无奈与辛酸! 　　 　　二、“止乎礼义”的创作规范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之所以能够从新党罗织的罪名中脱身，关键在于皇帝对人才的珍视。因此苏轼在贬谪黄州之后往往有“感恩念咎”之语，如他在《与杜子师》中说：“贬窜皆愚暗自取，罪大罚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