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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们非正常生活 　　“四月频繁接到不同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都是一个主题：拜托我开始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李媛在四年前的日志中写道，“感觉不是大家对我众叛亲离，而是我背叛了所有的人。”工作四年后，李媛的工作和生活才逐渐被周围人接受，视为“正常”。 　　 　　李媛是一名草根NGO从业人员，其工作的“不正常”之处在于劳心劳力薪酬低，状况多发，生活得不到保障。 　　 　　每年断粮三个月 　　2005年，本科刚毕业的李媛选择了到一家NGO做“发展教育”项目助理，拿2000元的月薪（不含社会保险），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住月租800元的房子，生活倒也“凑合”，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可能未来2个月内都不会有工资。“2006年第一次没有工资，基金会明确告诉我们会批复这个项目，所以我很确定未来1-2个月都没有工资，于是用1个多月时间出去学习，回来就开始做项目。” 　　从那以后，李媛了解到断粮3个月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个项目负责人每年只做一个项目，而项目从向基金会申请到批复一般需要3个月的时间。后来，李媛认识到，这家NGO的问题出现在运行体制方面。“这是一个少有的会员制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是近60人的会员大会，下设7人的协调小组，负责日常事务的‘协调’。但涉及到开展什么样的项目、筹资等关键性问题时，协调小组往往成为意见领袖，起不到实质上的支持作用以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说第一次断粮李媛还算淡定的话，第二次断粮则给她留下了难以排解的焦虑感，这种焦虑不是针对个人的能力提出怀疑，而是对机构的定位、工作平台的前景与协调小组权责不清的焦虑。“机构已经没钱交房租了！志愿者借给我们一个办公室，其实就像仓库一样，还有黄鼠狼出没！” 她说道。李媛不得不回家办公。当时她和同事都已快没工资了。 　　2007年底，李媛毅然离开第一个工作单位，和原工作机构执行团队的负责人创办了另外一个继续开展“发展教育”的NGO――灵动珊瑚。 　　 　　断粮阴影不散 　　灵动珊瑚是一家希望用教育戏剧在内的多种创造性艺术手法，营造平等、尊重、共享的学习空间，培养青年协作者――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机构，机构唯一的资金来源是香港乐施会。和乐施会的合作项目中只有2份全职工资，灵动珊瑚有3个做事的合伙人。经过商量，李媛和另外一个伙伴平分一份全职工资，约2200元。“虽然是兼职工资，挺开心的。”她说道。 　　草创阶段的灵动珊瑚取得了可人的成绩，到2008年3月份就已实现了服务的市场化。李媛介绍说：“开始有其他基金会及国际机构主动邀请我们担任工作坊的协作者/培训师，而且支付相应的费用。”许多迹象表明，灵动珊瑚当时正一步一步走上正轨。 　　然而，断粮的阴影再次降临。 　　2009年8月底，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李媛又开始了项目的新一轮申请，9月份递交申请之后，便开始了极不寻常的漫长等待，一直到2010年4月份。“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对我们说，应该能批复。他没有说让我们等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也没有说不能批复。”有意思的是，灵动珊瑚2009年申请但未得到批复的项目，却在18个月之后，由基金会新换任的项目官员立即批复。 　　将近半年时间，李媛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幸好有男朋友和母亲的支持，才走过这毫无征兆的、漫长的断粮期。“2000元月薪每月都有的话，生活也能维持得比较好。没有工资的时候会影响心理状态，没有安全感。实在撑不下去了！”父母心疼女儿，劝她考公务员，考研究生，李媛决定休整一段时间――休整不等于放弃。再次反思工作，她得出一些经验或者说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资助方的口头协议当真，一定要有文字协议！” 　　 　　 “我需要有稳定的收入” 　　2010年4月，李媛清楚自己当时的处境：“第一，我需要有稳定的收入；第二，我看中的是和培训相关的工作，符合我的职业规划。” 　　于是，她进入SEE基金会，成为一名培训项目官员。在基金会工作的一年时间被她称为“退思”：“我只是暂时离开灵动珊瑚这个平台，并和其他2个也暂时离开的合伙人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1年之后回来。”退思的英文是Retreat，意思是退后一步，进行思考和反思。 　　在接受SEE基金会提供的工作时，李媛就已经很明白自己在SEE负责的培训项目只有1年周期，1年之后基金会由自己主办培训项目转而资助伙伴开展，此时如果继续留在基金会，她只能从一个培训型项目官员变成资助型项目官员，这和她的职业规划不匹配――此时的李媛笃定自己要走培训师的职业道路，在选择工作时更加注重能力培养经验的积累。 　　2011年3月，李媛向SEE基金会递交辞呈，这已经是她第3次换工作了――今年5月开始，她一边在前进工作室做培训的统筹协调工作，一边在灵动珊瑚兼职培训师及机构协调人。“前进工作室的工作，能给我更加专业的训练。” 　　现在李媛对工作的选择标准，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