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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与抢夺手段相交织案件定性 　　内容摘要：司法实践中，诈骗与抢夺手段交织案件的定性常有争议。正确认定该类案件，要注意三点：一是不仅要看行为人采取诈骗或抢夺手段是要取得对财物的“排他性”占有，而且要看这种手段要具有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可能性；二是抢夺罪的客观特征本质是“公然夺取”，不包括“乘人不备”；三是抢夺罪的“财物”仅要求处于被害人“合法控制范围”内。 　　关键词：抢夺 诈骗 非法占有 财物 　　诈骗罪和抢夺罪都是侵犯财产的犯罪，犯罪目的都是非法获取公私财物。在刑法理论通说中，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客观方面不同，诈骗罪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财物；抢夺罪则是趁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但是实践中确有一些案件“骗”与“夺”等手段交织在一起，即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具有复合性，先是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继而乘人不备伺机逃跑，导致了对案件定性产生不同认识。如下列案例： 　　案例1：2000年5月至7月间，被告人居某某多次伙同他人至商店手机柜台，以购买手机为名，从营业员手中拿到手机后假装验看，然后边称要试机边向店门口走，营业员见状即喝止，被告人居某某趁营业员来不及追赶，快速走到店门口，携机乘坐事先联系好的出租车逃离现场。居某某采用上述手段，先后取得手机三部，共计价值人民币5440元。 　　案例2：2004年2月2日凌晨4时许，犯罪嫌疑人仇某伙同钱某经事先预谋，由钱某佯装乘客坐被害人王某驾驶的出租车，仇某驾车尾随其后负责接应，并至本区泰和路717弄附近约定地点等候，钱某乘车至约定地点时以接人为由让司机停车，后谎称自己手机没电向王某借打手机，拿到手机后又借故信号不强，走出车外，见机夺路而逃，被王某抓获，当场缴获康佳KC66手机一部(价值人民币1800元)。 　　上述两个案例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两案犯罪嫌疑人都使用了两种手段：欺骗和逃跑。对上述两个案例的处理，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笔者认为解决这类案件的定性问题，有三个问题尚需明确。 　　 　　一、如何界定“非法占有”的含义 　　 　　根据诈骗罪和抢夺罪的犯罪构成来分析，要正确界定诈骗、抢夺等行为的性质，除了要看其是否是采用了欺诈或抢夺的手段外，还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要以欺诈还是抢夺的手段来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该手段是否具有实现这一“非法占有”的目的的现实可能性。这里首先就需要界定“非法占有”的内在含义。 　　 　　(一)对“非法占有”的理解 　　理论上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不完全一致。一种是“意图占有说”，认为“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自己或第三者占有。”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另一种是“不法所有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对财物的占有，把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按其经济的用法利用或处分的意思。第三种是“非法获利说”，认为盗窃等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犯罪都属于图利性的犯罪，其主观要件不是以非法占有或不法所有为目的，而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 　　笔者赞成不法所有说，理由如下： 　　1．以行为人本人的非法占有为标准，这一犯罪结果，只能理解为是行为人获得对财物的实际所有和控制，而不能是其他含义。I：’ 　　2．“非法占有”在实际意义上等同于民法中的“不法所有”。 　　 　　(二)刑法中的“占有” 　　作为民事权利，所有权是所有人享有的独占和支配权，或称为所有人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所有权是由特定的所有人与不特定的义务人在特定的财产上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此，国家以所有权保护公私财产的意义在于排斥任何人非法侵犯这种权利，这就决定了财产所有权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两个显著特征。刑法中的“占有”，含义决不仅仅限于作为财产所有权一项权能的民法上的“占有”。从行使效力上看，它具有财产所有权所具有的“绝对性”和“排他性”；从权利内容上，包括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种权能。同时，刑法上的“占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所有权，即实际上的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不限于四种权能同时行使，核心还在于处分权。也可以不实际占有，如放在其他人找不到的隐秘的地方。同时，物理的占有也不一定就取得了实际控制权，如尚未脱离所有人或保管人控制范围的试听手机等。其实质还在于权能行使的实际的“绝对性”和“排他性”。 　　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不是仅指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因为如果将不法占有理解为单纯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那么盗用(非盗窃)他人财物时，行为人事实上也支配或者控制了该财物，于是盗用行为具有不法占有的目的，因而成立盗窃罪，这就扩大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如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时，具有支配、使用该资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