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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常态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制度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对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一、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重视问责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从理论上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对政府公共行政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它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履行政府在整个社会中的法律义务，并承担责任。不仅政府行使的每项权力要承担责任，而且政府拒绝行使法定的权力也要承担责任。人民不仅有享受政府服务的权利，还有监督政府行政、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权利。问责标志着政府管理理念从“权本位”向“责本位”的转变。实行问责制，就是要增强政府公务员的责任意识。要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科学的、层级严谨的责任体系，将每个岗位的责任具体化、细化，使人人都能对应一个具体的责任，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运行体系。对各种过错行政行为，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行政处理追究制度，确定不同的追究形式。通过经常性的行政问责，强化社会公众对官员的监督权，强化官员对公众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服务型政府既是政府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又是建立在政府根本性质基础上的政府角色的准确定位。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完善公共服务监管体系。”这充分说明，问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在经济建设已经获得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不断扩大公共服务，逐步形成惠及全民、公平公正、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问责风暴”的冷思考 　　 　　近年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大社会事故频发。一大批地方和中央政府高官在“问责风暴”中落马。引咎辞职这个宪政社会的行政机制被大规模地引入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引咎辞职就它的本义而言，是高层官员受到了舆论和公众的压力，以致产生道义上的愧疚感，进而辞去重要的职务。引咎辞职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它与法律追究、行政处分的区别也在这里。它不仅让公众的监督得以“归位”，也让官员的道德立场不得不“还魂”。它的出场，对中国因袭多年的官场文化无疑会产生深刻的震动，对官本位思想会形成深层的颠覆，它在打造责任政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法律和制度也难以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问责风暴”彰显了政治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中国政府从管制形态向服务形态的巨大转变，从实践的角度诠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 　　我国官员问责涉及的领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和扩展过程：从突发性公共危机、重大恶性事故(“非典”危机、密云灯会踩踏事件等)，到行政不作为(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滥用行政权力(嘉禾非法拆迁事件)，“审计风暴”和江苏省“食品安全问责制”更是将官员问责扩展到了对政府的财政监督与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去年南京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根据《关于在“全市双赢双创”工作中严明纪律加强责任追究的实施意见》，对市、区的31名党员干部也实行了严格的问责追究，为创建文明城市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障，受到南京市广大干群的一致好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不会一蹴而就的，引咎辞职也不是应对公共安全和社会事务的万应灵丹，表面看起来颇为猛烈的“问责风暴”虽然震撼了官场陋习，但也可能遮蔽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当前的问责制度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问责模式局限于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仍然是上问下责，基本属于行政体制内的监督与追责范畴，人大问责、民众问责和新闻媒体问责等异体问责制度缺失；二是问责性质局限于惩罚性消极责任，这种问责一般被视为上级政府及其官员对下级政府及其官员某个已知具体过失的惩罚，把政府与官员的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或事故，局限于具体问题的具体错误，局限于纯粹的惩戒性措施；三是权责界定模糊，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许多地方和领域，都是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而且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例如，在一些问责事件中，多数是行政一把手受到处理，党委一把手却没有受到处理。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行政一把手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