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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文明冲突核心地带 　　20多年前的北京，在我的记忆里与林语堂笔下的老北京没有多大区别。大多数人虽然每月只挣几十块钱，但却心境平和、知足而乐。不像现在的北京人，每月兜里尽管有几千元的进账，但心里却没有底儿，尤其在金融危机肆虐的今天。 　　那时，我刚刚来到京城，下班后常常独自溜达到单位附近的东城东总布胡同的口儿上，钻进一家小小的酒肆，沽上二两二锅头，用荷叶包上几块猪头肉，然后找个角落美美地酌上一顿。间或还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与边上的北京人唠上几句――俨然一副新北京人的样子，可惜一口南腔至今未改。在这一点上，我挺羡慕一位德国友人的。 　　早已退休、现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山区小镇安度晚年的德国前驻华大使修德先生，不仅自己是个中国通，其夫人更是出生在中国。修德夫人的少女时代基本是在北京东城度过的。修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任驻华大使期间，着实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 　　他与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更是交情甚笃，曾十多次前往黄永玉的老家――湘西的凤凰城探访这位老友。黄永玉也曾多次前往慕尼黑修德的故乡拜访这位退休的老外交家。除黄永玉外，修德老人的中国挚友还有已经去世的著名电影艺术家凌子风和英若诚。这两位可都是老北京。凌子风的《骆驼祥子》可谓京味儿艺术作品中的扛山之作。英若诚那一口京片子就更不用提了。可是当英若诚第一次见到修德夫人时，还是为她一口流利的京腔京韵所震撼，试探着问道：“您是东城区的吧？”修德夫人乐不可支，至今仍以英若诚先生的这句问语为最高褒奖。听说去年修德夫人还带着三个孙儿来北京，我的一个朋友安排她们住在我们单位附近史家胡同的“好园”之中，可惜我错过了与老人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作为在京城生活了20多年的外乡人，我非常惭愧至今仍不能像英老那样区分出东城西城的京腔有何差别。但北京牛栏山的二锅头总归是一种味道。20多年前当我在那间破旧的酒肆中品味二锅头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20多年后，一位同样对京城有着浓浓情结的德国老人，居然用二锅头这种老北京最底层百姓日常不可或缺的烈性酒，来比喻中国当代文学，且“一石激起千层浪”！ 　　德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汉学家顾彬先生在过去的2008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及文人屡有针砭。其最著名的一句评语是：“中国现代文学像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更称包括“《狼图腾》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顾老先生的话不可谓不狠，否则不会触怒如此多自以为是的中国当代文人，进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中德学术界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战。中国作家或学者，对倔强的顾老先生谩骂者有之，讥讽者有之，鼓噪者有之。既是文学争鸣，中国文人的上述表现自是无可非议。但我独独不能接受硬指顾老先生不懂中国文学。且不说顾彬费数年之工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后者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令不少中国行内人士汗颜。 　　单凭顾彬先生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和其教授论文《空山――中国文学中自然观之发展》均以中国文学为主题，便足以说明了顾老先生对中国文学而言绝非简单的旁观者，更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当然，依照顾彬本人和一般史学家的观点，顾彬之流的域外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甚至包括那些以英语或其他外语进行创作的华人作家，尽管其作品仍以中国为主题，但也不能被中国文学史所接纳。 　　为了了解顾彬，在柏林期间，我从德文网站上阅读了大量有关顾彬及其作品的介绍。今次趁回京休假之际，还专程到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购买了顾彬主编、主笔的中文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夜半更深，我伏在灯下匆匆通读了一遍，结果发现了一个另外的顾彬，一个不再是文学史学家和评论家的顾彬，而是一个思想家的顾彬。所谓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过是顾彬信手拈来的一个媒质，他所要真正表述和梳理的，实际上是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脉络。 　　像顾彬这些数十年来皓首穷经，穿梭和行走在中西文明冲突核心地带的中外人士还有很多，且不限于文学界和文化界。这些人无一例外均对中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像修德、像德国的几位仍健在的老总理施密特、科尔、施罗德，像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埃伯哈特?桑德施奈德等。他们对中国的感情不像我们所通常理解得那么肤浅，说说几句赞美的好话、时不时来中国溜达溜达，而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积极评价中国的作用，以最大的努力化解或弱化中西文明冲突，促进民族和价值观之间的认知和沟通。 　　促进中西民族和谐、化解文明冲突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事情，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在这方面，近年来，一些新兴华人可谓是异军突起。他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也以其声音影响力促进了当地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当然，这一过程是曲折的，充满了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坎坷甚至代价。 　　2008年，中德双边关系在经历了2007年默克尔总理会见达赖事件所导致的寒冬之后，在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