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咖啡因埋葬青年企业家.docVIP

被咖啡因埋葬青年企业家 　　 　　在三年的逃亡后，41岁的武汉同济药业董事长周小明显然对被捕早有准备。办案干警郑国义说，周小明被捕后并不慌张，第一句话是“应该我去找你们，而不是你们来找我”。在武汉押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周小明主动与干警说话，“声音洪亮”，种种表现，充满解脱的意味。 　　周小平的年龄与谭晓林、刘招华等毒枭相仿，但经历完全不同。比较起来，文质彬彬的周出身更好。他曾是“创业奇才”、武汉十大杰出青年和全国人大代表，但后来他利用制药企业董事长的身份贩卖咖啡因38吨，使自己成为“药变毒”的典型代表。这种类型毒贩的特点，公安部禁毒局邓明说，“他们有合法身份，不易被发觉;他们倒卖毒品，又打破了其他贩毒者从境外偷运、私种、制作加工毒品的惯例”。 　　 　　以企业的名义 　　 　　1995年左右，刚过30岁的周小明成为7个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但他的公司就像一个吃多了的胖汉一样，消化不良，步履蹒跚。 　　“实际上，1997年后周小明的生意就在走下坡路。”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缉毒大队负责人甘仁学说，“他的事业成于‘规模’也败于‘规模’。”全面出击“摊大饼”的经营方式，在企业经济向纵深发展时，资金危机马上就显露无遗。到1998年，周的公司已经负债累累。知情者说，那时候来公司讨债的人不少，每次都由门卫通知，周“躲到其他同事的办公室、厨房甚至厕所里”。 　　为了寻找资金，周小明决心进军利润丰厚的制药行业，与同济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武汉同济药业公司，公司成立那天，同济医学院唐帮春回忆，“很热闹，有市里的重要领导出席”，同济方面也将该公司视为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但双方的合作并不愉快，“最初同济和周小明分别以知识产权和资金入股，但周小明的资金链出问题后，双方若即若离。”唐帮春说。 　　到1998年初，周小明不得不寻找其他生产基地，这一次由黄陂区政府牵线，同济药业与举步维艰的国有制药企业武汉市第六制药厂（以下简称六药厂）实现合作，黄陂区看中的是“同济”的牌子，对周小明十分热情。湖北省报一位记者表示，当时黄陂区政府不仅先后7次帮助解决兼并过程中的问题，而且由政府出资26万元办理资产划转等有关手续，然而积极促成之下，双方合作酿出的却是一杯苦酒。 　　六药厂在很多人眼里，显然是一个受害者。甘仁学说，“黄陂区政府，还有六药厂，都被骗了”。据他介绍，双方合作之前，六药厂尚可养活退休工人，还能开工生产几种药品，其中生产的“感冒通”系列产品闻名全国。但被兼并后，周小明并未兑现当初的投资承诺，生产陷入瘫痪，“93%的工人没事做”，在岗工人的工资也难以保证。六药厂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到2002年，“累计有20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尽管武汉市区离六药厂只有一小时车程，但“周小明几乎从不去厂里”，这导致六药厂的数百名职工多次到市、区两级上访。 　　最终六药厂一纸诉状将同济药业告到了法院，在公司主要领导外逃或被捕的情况下，同济药业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对该案进行协调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周冬莉回忆说:“当时双方的合作已经完全搁浅，同济药业没有主事的人，对双方的调解只用了一个月时间，黄陂六药厂与同济药业便不再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 　　然而，据记者调查了解，从2000年起，六药厂已经成了周小明手里的一个“幌子”。周开始利用药企董事长身份来编织自己的毒品网络，经营毒品生意。这一年春天，周小明听公司保安说，河南漯河的王振平想买咖啡因，价格很高。陷入资金烦恼的周小明授意公司销售经理李禄荷“可以试试”，李便从厂里提出了50公斤咖啡因，卖给王得5000元（合10万元一吨），过了几天又卖给王100公斤。周发现这生意“来钱快”，于是专门做起了倒卖咖啡因的生意，至案发时，售卖量超过38吨。 　　 　　涉毒空间与低端消费 　　 　　周小明购买咖啡因的来源，郑国义说，比较固定的是四川乐山中西药业公司，这是一家定点的国有制药企业。四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队长黄建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据我们了解，这个企业生产、加工大量的咖啡因，但都是国家批准的，是合法的，问题全出在销售环节上。就是有的买家用虚假证明非法购买，钻了空子。”李禄荷落网后供述，因为河南方面的需求量很大，2001年3月，他与副手曾庆江持同济药业无效的咖啡因购用证明复印件，找到乐山中西制药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任光华，联系购买咖啡因，任光华请示当时的代总经理和主管销售的副总并获同意后，开始大量卖给同济药业咖啡因。 　　被“钻空子”的不止乐山中西药业公司，记者了解到，咖啡因是国家管制药品，但有关部门管制中的漏洞为毒贩们提供了巨大的犯罪空间。同济药业一名供销人员交代，到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报批的时候，只需提交上次产品已用完的单据以及重新购进的申请书，这些内容都由周小明、李禄荷口授，填多少，怎么填，十分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