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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 ——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价值判断/实体性论证规则/平等原则/私法自治原则 内容提要: 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在价值取向多元的 背景下，民法学者如何能够经由理性的讨论,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 寻求相互理解，进而达成价值共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论文在简要 评析法律论证理论得失的基础上，以我国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 识为前提，提出了两项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 则：即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 平等对待;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 主体的自由。论文认为，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唯有以实体性 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 当的论证方法，方可达致相互理解，也才有可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 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形成价值共识。论文还结合民法学界争论的两 个具体价值判断问题展示了实体性论证规则的运用。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转而寻求 相互理解并力图达成共识的时代。——作者题记 1 问题与方法 民法问题是民法学问题的核心 [1]，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 核心 [2]。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 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所谓“特定类 型冲突的利益关系”，首先是指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冲突的利益 关系;其次，是指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 冲突关系。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虽不承担着积极推动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实现的使命，但仍须发挥消极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功能，即要着力避免民事主体的利益安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因此，民法也需要对这种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 协调规则。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上述冲突的利益关系作出取 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 程。民法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 在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心有灵 犀”，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 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 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了困扰人类智慧 的难解之题。讨论者面对无穷追问，难免流于如下三种命运：一是无 穷地递归，以至于无法确立任何讨论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论点 之间进行循环论证;三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讨论过程， 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 2 的链条。 [3]正因如此，分析哲学家干脆否认价值判断问题可以成为 理性讨论的对象。他们认为“只表达价值判断的句子没有陈述任何东 西，它们是纯粹的情感表达。” [4]所以“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 超验的。” [5]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6] 问题是，民法作为通过规则治理社会的关键一环，承担着说服民 众接受规则治理的使命。以民法学研究为业的人，也就无法如哲学家 般的 “超凡脱俗”。民法学者必须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回 答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价值判断问题，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 借鉴。民法学者如何完成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言之，民法 学者如何能够运用理性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以避免现实主义法学家 罗斯(Alf Ross)不留情面的嘲讽——“祈求正义就象嘭嘭地敲击桌 面一样，是一种试图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先决条件的情感表达方式。” [7]? 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并吸收 了道德论证理论成果的法律论证理论 [8]，尝试着提出了讨论价值判 断问题的可行方法：即讨论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和论证形式， 其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作为符合正确性要求的结论。换言之，法律论证 理论力图通过程序性的技术(论证的规则和形式)来为正确性要求提 供某种理性的基础。 [9]法律论证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