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学概论课程实践调研报告模板.docVIP

舆论学概论课程实践调研报告模板 PAGE 第 PAGE \* Arabic \* MERGEFORMAT 4 页 报告序号 舆论学概论课程 实践调研报告 报 告 名 称 报 告 人 姓 名 报 告 人 学 号 报告人所在班级 传播学2016级x班 填 写 日 期 2018年6月30日 新媒体实验室制 2018年6月 关于隐性采访法律意识和行为的实践调研报告 （注释：蓝色字体部分可以替换，改为黑色，注释要删去。报告正文控制在1500字左右。） 前言 （注释：标题为黑体三号，居中，下同） 近年新闻界关于隐性采访讨论很多，如果分析一下已经发表的文章内容，就会发现：处于实际新闻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隐性采访予以充分肯定，特别在谈到舆论监督时，它被视为一件能够痛快地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而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则较为谨慎，更多地谈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问题。这是由于所处地位和知识结构的差异造成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在涉及舆论监督的采访中遇到许多阻碍、刁难甚至恐吓，一旦通过某次隐性采访获得成功，自然就会对这种采访方式情有独钟，说出许多充分肯定的话来；而学过理论和历史的同志知道，隐性采访在在中外历史上不乏其例，早有之，但在理论上则始终处于一种法律或道德的悖论中，予以肯定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我认为鉴于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种方式可尝试在特殊情况下采用，但不宜普遍倡导。在不得不使用隐性采访方式时，记者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并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社会的一般道德，并尽可能避开法律禁止的领域。（注释：正文为宋体小四，正文行距为1.5倍） 隐性采访的法律地位分析 刘德华 （注释：章节作者一定要写清楚，仿宋小三，居中） 隐性采访是记者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以其他假身份，采用各种能够获得信息方式（包括偷拍偷录）从事的采访活动。特别是其中假冒身份、偷拍偷录、说谎以及未经告知进入私人领域等行为，即使是为了揭露坏人坏事，有时也会构成法律与道德的悖论，并且不受法律保护。法律只保护公安、检察和安全机关因工作需要，经过批准的这类行为。 有的同志认为偷拍偷录“可为”的依据是“新闻自由、公民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并论证说：“采访自由作为新闻自由的重要组织部分，自然受到法律保护，这就保障了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的权利，有选择采访方式的自由。偷拍偷录作为采访方式之一，理应属于记者可以使用的权利。[1]这种间接的推理，环节转换上存在明显漏洞。如果作为法庭上的辩护词，当事人肯定会被驳得无话可说。 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对方是犯罪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我的偷拍偷录就变得合法了。“对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及行为，可以运用偷拍偷录等方式实施舆论监督，”例如，“贩毒者及其行为是违法的，不受法律保护……偷拍偷录的资料不仅不会产生纠纷，而且还成为这一报道中不可缺少的精彩片段。”[2]这里作者误解了法律。只有司法部门有这种权利；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记者，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赋予他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获得信息的权利，民间有一种“以正义的恶对非正义的恶”的合理道德观念，但法律上除了“正当防卫”外不承认这一点。 不论是我国的现行法律，还是多数外国的法律（包括新闻法及不是法律的新闻自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可以假冒身份、偷拍透录等行为的权利，倒是一些法律、法规、案例对此有所限制。像美国这个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国度，这方面的限制却相当严格。“在美国的大部分州，未经许可非法‘偷拍’都被认为是犯罪”，“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拥有窃听设备都是非法的，被认为是触犯刑律的。”[3]美国历史上曾有一“生活杂志案”：一名该杂志的记者冒充病人的朋友进入某医疗中心采访，记者也因侵犯了其隐私权付出了1000美元的赔偿。[4]较新的案例发生在1992年，美国ABC公司的两名记者持假身份到狮子食品公司的超市工作，用藏在假发里的微型摄像机和带在身上的小麦克摄录下该公司出售过期食品，把腐肉清洗后改包装等情况，在电视“黄金时间实况”节目播出后引起轰动，狮子公司以欺诈公司雇员和违反进入私人场所的规定，违法获取公司工作现场情况等罪名起诉ABC公司，法院最终在1996年判ABC侵犯狮子公司隐私权的罪名成立，赔偿550万美元。[5]狮子公司为出售的食品造假显然违法，但该公司一方面的违法并不影响它有权利控告ABC的违法。在法治健全、权利界限清晰的社会里，本来是为了监督违法现象的记者，自己也必须守法，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随着我国法治的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需要不断强化，那种“小偷岂能告警察”的民间观点应该适当纠正。在法律面前，小偷与警察是平等的；小偷该抓，如果警察抓的过程违法，同样要依法惩处。拥有客观报道权的记者，其报道过程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1954年国际记联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第四条规定：“只有公开的方法获得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