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不同视角下的女性生活——论王安忆的《长恨歌》.docVIP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不同视角下的女性生活——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寻常女性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面对城市的琐细与世俗，王安忆让女性登上了舞台并成为主角，由女性的生活辐射至整个人类。女性作为现实处境的诉说者，与城市互相缠绕，拥有共同的焦虑、不安、失望和希望。从8O年代的《庸常之辈》、《流逝》，到9O年代的《米尼》、《长恨歌》，再到本世纪的《富萍》、《桃之天天》等，上海的女性构成了王安忆城市叙述的主体和英雄。在谈到《长恨歌》的创作时，王安忆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 这些创作一方面展露她作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细腻温婉，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通过小说中城市女性的吃穿住用、生计理想等等世俗细节真正体会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长恨歌》浓缩了大上海4O多年岁月的整体风貌，王安忆把故事写成了她关于上海的评述，把她所见过的和所能想像的所有上海女人的典型风范一起赋予到王琦瑶身上。这个女人几十年间的命运变幻，恰好就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心魄和灵魂，她的生活历程就是一部上海的兴衰史，她简直成了旧上海的象征。王安忆凭借着自身的聪慧和敏锐，以王琦瑶的命运变幻体现出城市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神特征和文学内涵，写成了一部上海的民间史。4O年代的王琦瑶在偶然获得的机遇中成为“沪上名媛”、“上海小姐”，被政界要人金屋藏娇，不久后却因时势变迁落人市井陋巷；50、60年代的王琦瑶已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旧人，但她褪去铅华，也能找到了属于她的情感和乐趣，有声有色地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70、80年代一切过去的杂树繁花又开始复苏，王琦瑶也再度浮出城市世俗生活之上。王琦瑶微妙的情绪变化和剪不断的伦理纠缠，其实也是这座城市自身生生不息的生命在呼吸。王琦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地看世事的云起云舒，但她却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出悲剧的主角，王安忆在对女性城市赞赏的同时也流露出莫名的迷惘与难言的伤感。② 王安忆多次叙述自己对上海的切身感受：“我觉得上海是个奇特的地方，带有都市化倾向，它的地域性、本土性不强，比别的城市更符合国际潮流。”《长恨歌》集合起王安忆以前所有对上海的经验与想象，《长恨歌》里尽管仍留有王安忆极端个人的经验，她尽可能把这些经验客体化。王安忆找到了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王安忆写了这个女人的一生，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在王安忆看来，女人与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城市和女人都没有历史，城市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女人体力的弱势在这种人为地空间内转化成一种优势，女人和城市一样亦喜爱可以跳到历史舞台上光艳夺目。这个女人是王琦瑶，也是上海。四十年的历史沉浮中的繁华与荒凉，光艳与暗淡，如同张爱玲常说的那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王琦瑶的素淡和不动声色的平常心却是旧上海繁华美梦的真正底色，四十年后当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到来之后，王琦瑶这条埋在地下的河又流出来，她是旧的，又是新的。四十年后的上海好像在无限追忆着四十年前的繁华梦，发型、服装、舞会、派对、交往，一切都好像在旧梦重温，一切却都变了样。可是在城市迷乱的形象下面王琦瑶的那颗上海心却没有变，那颗心里包蕴的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粒米一棵菜的景致，面市一碗一碗下出来，胡萝卜是细细地切成丝，再撒一层细细地椒盐。上海心是家常的，有肌肤之亲和贴血贴肉的近切，她是一切繁华的底色。上海的这层底色其实并没有褪掉，它隐退在每家弄堂的窗帘后面，上海因此成为上海。④ 王安忆以冷静、细腻的女性视角，透视了王琦瑶四次爱情的悲剧根源，它既不是社会的原因，也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作为爱情主体的一方，女性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是王琦瑶对爱情的功利选择， 使她很难拥有完满的爱情结局。这是因为，功利主义者始终把利益放在首位，一旦利益受到损害，必然会舍弃其他，甚至包括爱情，所以王琦瑶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爱情挫折。而王琦瑶对爱情的功利态度，又是欲望化的都市造就的。光怪陆离、声色犬马的都市生活，使女性的欲望空前地膨胀，而城市生活的自由度，又给了女性实现欲望的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欲望，是都市女性的自主抉择。王琦瑶是通过做李主任的外室，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是得到便会有失去的生活法则，又让这次选择成为了她不幸 人生的起点。而都市女性对待不幸的态度， 同样是自主的：自己对自己负责。所以王琦瑶又开始了第二次爱情，当她意外怀孕后，她同样没有去纠缠康明逊，而是让他一走了之，由她来化解危机。王琦瑶利用程先生对她的真爱，收拾残局，度过了难关；又利用老克腊年少无知的盲目怀旧，来慰藉自己寂寞的情感， 这不能不说是王琦瑶生存的智慧。无论岁月如何变化，王琦瑶始终主宰着自己的情感和命运。而王琦瑶又是不幸的，这不幸是由她自己造成的。在王安忆看来， 女性对自己欲望的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