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自组织状况.docVIP

后全能主义与中国社会的自组织状况 一 “后全能主义”与“自组织”问题 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一概念，是政治学家邹焼先生 于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先使用的一一英文字典里并没有 这个词。它主要是被用来形容中国和其他具有相似情形的 国家-社会关系。作为对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1]概 念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全能主义”意指“政治权力可以 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 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 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 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 [2]也即意味着，国家可以 任意进入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应该说，这一 概念对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结构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和 解释力。 此概念提出后不久，中国大陆学界就予以了积极回应。 “全能主义”的概念和相关解释也在政治学者中形成了一 定的共识。作为此响应的一部分，就是“后全能主义”概 念的提出和相关论证。这其中又以萧功秦先生为著名。当 然，“后全能主义”并非完全脱离了全能主义的政治遗产， 相反，它更多的是体现“后期(la Uer)全能主义”而不是 “全能主义之后(post)” [3]的特征。 萧功秦先生曾将这个社会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二，意识形态领域仍然 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 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 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三，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 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 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 力，以及抗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但与此同时，也 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 萧先生最后总结道：“要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 有限多元化与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 以及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 这三个特点构成中国大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最重要 特征。” ［4］这一特征实际上就是萧先生所论的中国“后全 能主义”的政治特征。 笔者对这一状况的总结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领域的适当放松，以市场化为主导发挥私人 交易领域的自主性，从而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分 界幵始出现［5］。二，非政治化或者对政治影响不大的社会 领域，政府已作出了相当放权，一般是不闻不问的。三， 党政系统依靠其严密的科层化而拥有着迅捷的贯彻效能， 并在此基础上维持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监控潜力。四 法治目标下的权力惯性。在以“建立法治国家”为诉求的 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权力因为监督不力而存在着干预社 会领域的倾向和能力。 这一系列的特征，是讨论当前我国社会自组织状况的 基本背景。 然后，需大致解释一下何为“自组织” ［6］。“自组织” 这一概念是近年中国学界反思传统的“自治” (autono my) 和“市民社会” (civilsoci ety)研究范式的结果。这一概 念强调：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主动通过契约、协商和谈 判等方式结成相应组织的过程。这有些类似于生物学上的 自组织过程，反映人类社会内部网络生产的真实逻辑，从 而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倾向予以适当的修正。显然，自 组织主要是在社会领域生长并开展相关活动。 衡量“自组织”的尺度可以各有不同，但结成组织的 自发动力，组织形成的妥协沟通机制，组织成员对组织活 动的参与度、参与质量，组织活动开展的频度和效果，成 员对组织的认可度和期望值，组织在适当处理共同利益与 成员利益上的表现，政府对组织活动空间的保障和支持， 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指标。 二当前中国社会领域的自组织状况 按照邹谠的分析［7］，中国自近代以来即陷入越来越严 重的危机之中，是全能主义政治产生并兴起的终极原因。 面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只能寄希望于党政系统全方 位渗透并控制社会各领域，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利 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民族独立。应该说，这种政治-社会结 构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时的部分主要领导人的危机感 仍然没有消除，相反比革命战争年代还有加剧。这就使整 个中国社会在全面“赶超战略”下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之 后，又接着陷入“文革”这样愈演愈烈的全能主义政治泥 淖之中，而常规的国家建设却因此被耽搁。 1978年之后，国家开始向社会放权，真正意义上的社 会自组织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产生的。当然，有的也是依托 原有的组织基础或体制内背景的。但整个国家的思维方式 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而此时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全能主 义特征尚未得到根本性调整。所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 国家未能建立起与社会自组织之间的常规关系，而是重新 加强了对它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