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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若干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我国当前教育量化研究（包括 教育量化研宄方法的研宄和教育量化研宄方法的应用两个 方面）中存在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教育的 内在特点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5项措施：1.把“方法 与问题相适应”作为从事方法研究及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2.加强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3.积极开展对教育 量化研宄的合理评价；4.加强对教育量化研宄方法应用范 围的研究；5.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 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 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宄范式得以形 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宄传统，从 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 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 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 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 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 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 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宄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 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 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 研宄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 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 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 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 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 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 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 “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 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 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 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 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 性”的问题，研宄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 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宄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 创造方法，不结合研宄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 教育科学研宄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 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 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 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宄的层次，形成抽 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 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 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 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 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 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 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 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 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宄，结果严重违背了教 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 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 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 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 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 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 育研宄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 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 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 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 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 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 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 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 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 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 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 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 95年第1 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宄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 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 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 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宄者来说，不论是移 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己有教育科研方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