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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反思 自“重写文学史”提出以来，文学史书写成为一股持续 不断的热潮，其中又以新世紀以来的书写最盛。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作为一种不断生长的学科，它的“重写”既是自身生长 的需要，又合乎新时代的编史潮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新 世纪以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己有百余部之多，因此， 从整体上对这百余部的文学史进行理论反思是有必要的。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该如何命名？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并非生来如此的概念， 对现代文学的命名首先是“新文学”，而当代文学原来被称为 “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因为秉承社会进化论的 观念，“新文学”之“新”让位于新中国之后的文学，因此才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命名，并作为学科的概念一直保 留下来。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 出现一些新的命名方式，不同的文学史命名成为新世纪以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一种特别现象。这既表现出它持续 探索与建构的姿态，也间接地暴露出它内在的焦虑。 第一种命名方式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提法 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提出，20世纪90年代末 期以来，孔范今、黄修己、顾彬、严家炎等人都直接以它为 文学史命名①。在很长的时间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几乎 是文学史家最常用的一个概念，也有大量的研究著作以此为 名。毫不夸张地说，在某个时间段，它大有取代中国现当代 文学这一传统命名的趋势。然而，在近年来，“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的提法己经后续乏力。近几年来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很 少以此来命名，即便有其叙述的范围也一般圈定在“二十世 纪”之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多 地显现出来，“现代”“启蒙”的概念无法顾及“非现代”“非启 蒙”的文学，“二十世纪”的界定在新世纪以来也遭遇了难以克 服的困境。尽管“二十世纪”不是一个物理时间，但对于无限 生长的当代文学，它已经不能有力地概括新世纪以来的文学 了，这是它最明显的缺陷。 第二种命名方式是“中国现代文学”②。所谓“中国现代 文学”，其实已经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与当代的时间范畴， 指“五四”以来具有现代性质、现代意义的中国新文学，“现代” 是这百年文学的基本性质，文学现代化也用以表述这百年文 学的进程。如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述，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 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③。在杨春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 学思潮史》中，引入了现代性理论，认为文学思潮是文学对 现代性的反映。可以说，以“现代”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 既突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最主要特征，并构建出一个相对完 整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取消“当代文学” 的命名，似乎解决了一个尴尬的问题：现代文学只有30年， 当代文学却可以无限延伸，以“现代”来统称这百年的文学历 程，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然而，这一命名也同样存在 缺陷。如果说“现代”是区别于古代而言，那么，当我们引入“现 代”与“后现代”“非现代”的概念时，“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包含 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文学？又如何面对“非现代”文学？这是 它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三种命名方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朱德发提出了“现 代中国文学”④的概念，并加以阐释。他认为，“现代中国” 和“中国现代”不仅仅是语序上的颠倒，它们是从不同的视野 和阶位来判定“文学史”。后者主要指涉中国的现代文学史， 着重突现其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史或中国新文学 史，那些非现代性或非“新”的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前者不是 着眼于“现代文学”，只是规范现代性的文学，首先放眼于“现 代中国”的文学。“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对应，是从“现 代中国”的大视野来审视文学，即凡是“现代中国”历史时期生 成的文学都是研究的对象，不管是否具有现代性，也不管是 哪个民族的文学，只要属于“现代中国”这个大家庭的文学， 都应平等对待、合理排位。⑤“现代中国文学”的提法有效避 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在时间上的尴尬；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包容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 文学以及旧体形式文学，确认了“非主流文学”入史的合法性， 并扩大了学科的研究范围。这一文学史理论，在朱德发与魏 建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中得到了较好的实践。它以 “人的文学”为核心，梳理并评判现代中国以来的文学，不论 民族与地区、雅俗与新旧。周晓明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积 极建构者，他与王又平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主流文 学之外，同样关注到通俗文学、旧体诗词与港台文学。 第四种命名方式是“汉语新文学”，这是近年来颇热的 —个话题。在2016年前后，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 并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地将“汉语新文学”推向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