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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营造的乡村重建策略研究 —— 以台湾桃米村和安徽碧山村为例 王晶 摘要：数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而影响了乡村的物质空间构成，乡 村面临人口流失、乡情离散、文化衰败、特色不显等一系列的问题。文章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理念， 并与我国其他地区的乡村营建计划进行对比，旨在为当前的乡村振兴行动提供有意义的借鉴。文章以台湾 桃米村和安徽碧山村为例，比较了两者的发展特点和当前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社区营造理念 的乡村重建策略。首先在乡村营建中鼓励村民参与，推行协商机制；其次要充分挖掘乡村地方特色，并通 过产业的特色化发展解决生产问题；再次，乡村营建离不开政府、村民、设计、施工等多方的努力，必须 通过教育普及提升参与者的眼界和知识水平。最后，强调规划引领作用，推行乡村规划师制度，提高实践 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区营造，公众参与 1 引言 我国近三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给中国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1978年到2017年城镇化水 平从17.92%提高到58.5%，“乡村-城市”转型速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入非农产业 领域和城市区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政策，在拓宽了农民收入 渠道同时，也使乡村人地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农民成为趋附经济发展的高度同质化群体，导 致了农村家庭、经济、乡土文化的转型与变迁。年轻一代因为外出打工更加认同城市文明， 逐渐远离传统文化活动，乡土记忆不在。 乡村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载体，其内在性质、功能、空间和景观特征均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伴随新农村建设等运动的兴起，乡村地区逐渐演变成为模式化、标准化的现代 社区型农村居民点。呆板、生硬、机械的模式化排列导致乡村特色丧失，“千村一面”，与原 本多样化的村落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了“乡非乡，城非城”的尴尬局面。同时，单 一化和均质化的空间造成了农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乏，不利于传统的邻里关系的正常维 系，乡村空间的互动性和连续性变弱。乡村地区天然具有的“人口密度低、血缘关系紧密、 在地性强”等特征在快速的运动式建设中被忽视，农民因此缺少积极参与乡村营造的自主性， 往往处在被动参与的消极面。由于改造契机脱离农民的真实需求，因此这种运动式的更新往 往无法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反而加剧了乡村公共空间的离散，造成大量资金与土地浪费 [1] 。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从何而来， 在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中，必须铭记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去乡村化，必须传承乡 村传统文化，保留乡村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如何切实提高农村生产力、保障乡 村持续发展，如何平衡城乡关系、提升乡村社区服务能力都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2 台湾社区营造计划的发展 1994 年，台湾 “文建会”提出社区营造计划，台湾地区提供资源和平台，整合多个专 业人才，关注公共空间、文化继承等社会议题。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借鉴了日本造盯 （街） 运动和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以社区在地资源为基础，通过多方合作，改善居住环境、 提髙社区活力、提升生活品质。台湾的乡村地区由于面临产业衰退、人口流失等问题，因此 特别推出乡村社区营造计划。 20世纪末的9.21地震破坏了台湾多个社区，灾后重建的过程推动了有关部门与非营利 组织、民间团体以及社区自组织的深入合作，进一步扩大了社区营造的影响。以桃米社区为 例，通过民间团体的帮助以及村民自组织的发展，不仅快速完成房屋重建和地景营造等工作， 同时也脱离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挖掘出全新的产业发展动力，建设成为台湾第一个生态 村，也成为台湾乡村地区社区营造计划的典范。以桃米村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规划思路得 到当局的认同，并开始全面推进“地方主导、民间参与、有关部门支援技术和经费”的社区营 造模式。社会各界、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使社区营造能够成为真正属于全民、具有统筹性 且可持续的社会实践。 2002 年，“文建会”发布了“新故乡社区营造第 1期计划”（2002~2007），整合了经济、 卫生、教育、经济、文化、农业、环保等多个部门，提出地方产业自发活化、社区风貌营造、 [2] 文化资源创新活用等7 项计划主轴、28项具体计划 。2008年 “文建会”提出 “地方文化 生活圈”的概念，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