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生死观的由来及其社会意义.docVIP

PAGE PAGE 1 《我与地坛》生死观的由来及其社会意义 　　【关键词】当代散文《我与地坛》生死观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1B-0062-03 　　一 　　史铁生散文《我与地坛》透露出来的生死观具有明显的积极性。首先，作者是想通过对生命的珍惜以便给母爱以回报。如，他克服死亡欲望以后，“为了活着”进行写作，“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此刻“我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作者敢于面对现实，积极追求，热爱人生，挑战死亡的精神，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思考。 　　其次，除了爱护自己的生命，他把珍惜生命的积极信息传递给别人。这是贯穿史铁生生死观中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另一条线索。例如，文中那位“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的“最有天赋的长跑家”，并不能“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虽然作者和长跑家“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但是“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复次，由此深掘下去就可以发现，史铁生的人生观以独特的视角而客观地看待人生。他在描写那位小姑娘时这样写道：“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借以隐喻自己自豪的智慧和苦难的残疾同在。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他认为，世间既然有幸福，必然就有苦难，谁都有可能承担幸福和痛苦，完全承担其中一样或什么都不承担，都不现实。 　　再次，《我与地坛》作者的生死观表现出一定的宗教色彩。如，作者复述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的片段：“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作者俨然把死亡当作“结束苦难”的标志，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感和恐惧感。 　　宗教色彩有一定的社会实在性，否则难以解释其信徒之广之众之虔诚。史铁生对生死观阐释颇具宗教色彩；然而，掩卷深思，却又觉得这体现他的自然观，对待死亡的态度很客观。如，“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目。这样想过之后，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不会觉得轻松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作者把人的生命历程比喻为“早起熬夜”，准备迎接一次考试；把人的生命历程的结束比喻为进入“一个长长的假期”，充满自然、达观的积极态度。 　　二 　　《我与地坛》透露出来的生死观与作者成长背景——“表面的红星红旗，实质上的瑟瑟秋风”有关。史铁生（1951—2010）出生于新中国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小学时光在社会主义运动（1958年人民公社化、全民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1960年上海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1961年至1963年经济困难，1964年学大庆大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中度过。中学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却因“出身不足”而面临“不得学习、不能革命”的囧（宭）境，只好带着三分虔诚七分好奇之心，拖着病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到革命圣地延安一带插队），种了一年地，养了两年牛，因双腿瘫痪于1972年回到北京。他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命；经过一年半的治疗逐渐对自己的“躯壳”失去信心，一心要自杀，被众人力劝才勉强答应活下来。上了七年的班（1974年-1981年在北京北新桥街道工厂）；自学外语，练过画彩蛋；学写小说，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西北大学《希望》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自迷上写作以后，至1992年，史铁生共发表了50多部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等），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的《我与地坛》一度鼓励了无数的人，200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2010年12月31日凌晨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从作者史铁生的成长历程中可以发现他的生死观的由来。他21岁患病前是在新中国五星红旗的照耀下成长的。那时，中国刚刚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正在迅速、大步地向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迈进，而且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大陆广大劳动人民大都沉醉在无比狂热的政治激情之中。虽然笔者比史铁生年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