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人”的镜像.docVIP

PAGE PAGE 1 “城”与“人”的镜像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上，“都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母题。特别是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渐驶入都市化的快车道，都市及其生活形态也就成为文学和电影共同着力于观察和展示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文学作品关于都市的叙事渐趋多样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作者对于现代社会的纷杂情思，而其中一系列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关注都市男女生存状态的小说则被改编成电影——从文学到影像的转换在一定意义上再现甚至重构了原作对都市的叙述，致使小说原作与影片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这种改编呈现为当代语境下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 　　无论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抑或中国电影的视阈中，“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受到批判乃至诅咒的对象。“都市”总是被人们描述为一个物欲横流、浮华拜金的罪恶渊薮，由此产生的负性体验则构成了都市叙事的主要路向。从1930年代新感觉派与左翼小说对都市人生存处境的关注，到1950-960年代主流文学在泛政治化的立场上拒斥都市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向读者陈述了现代都市的道德缺位、心灵迷失以及都市人群的苦闷、沉沦。所以，无论是左翼文化传统下的阶级批判与人道主义批判，还是基于传统文化视阈的现代性反思，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总是被建构成一个腐朽、堕落、虚伪的意象，而这也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之一。 　　在这一路向下，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也不乏对都市的质疑和批判。尤其是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当北京、上海、广州等急速膨胀的大型乃至超大型城市均以现代化都市的面貌浮现在世人面前时，信仰危机、道德失范、贫富分化等现实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凸显，“都市”也因此被想象成人文精神匮乏、物质欲望泛滥的道德荒漠。所以，作家们显然更愿意将都市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形象加以展示。贾平凹在《高兴》里塑造了一个被现代都市文明诱惑而又被遗弃的悲剧人物——尽管这个以拾垃圾为生的主人公总是被“城里人”当作垃圾一般冷落、排斥，但对都市生活的向往让刘高兴仍然锲而不舍地朝着“城里人”的目标奋斗，以至于当他经历了“卖肾”事件之后，不无自得地想到：“一只肾已经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在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下，对“都市/城市”的迷恋恰恰映照了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渴望得到社会接受的心态，其结果却往往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悲剧。尤凤伟、吴玄、邱华栋、孙慧芬等人的小说里也不乏对都市负性面的呈现，这些作品都使人们从中看到都市芸芸众生在物质和精神上无所凭依的困境。 　　所以，从总体上看，1990年代以来有关都市的文学叙事在相当程度上更倾向于将“都市”放置在人性、道德的对立面，汲汲于展示其中所蕴含的“兽性”与“魔性”。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普遍缺乏足够的都市经验。这与百余年来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间断有直接关系，甚至由于战乱、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市”一度成为一个被遮蔽的存在，都市及其现代性表征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的符号而受到否定。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则是，在农耕文化的传统下，“都市”实质上成为一个与前者相对立的“他者”，以至于人们在眷恋故乡/传统远去的同时，也难以摆脱对物欲都市及其摩登表象的厌弃。正因为如此，当成长于特殊年代的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实质上都是都市的外来者）面对复苏的都市和新的生活经验时，他们的不适乃至排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都市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则加剧了人们对于现代都市的疑虑和忧惧。所以，直至今日，对都市的反思、批判依然构成了都市叙事的基本维度，诸多作品都直指现代都市冷酷的生活本相，着力于展现都市人群（特别是外来人群）的奋斗史，以及他们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生存悲剧。 　　然而，正如刘高兴们无法割舍对于“城里人”的痴迷渴求，浮现于文学作品中的“都市”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映射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面对现代文明时徘徊两顾的复杂心态。这种复杂心态在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叙事中得到了更为多元化的呈现。例如，王安忆、陈丹燕等人的“上海怀旧”小说，把“都市”看作一个经历了历史沉淀而难以言喻的意象，因而不仅把个体生命放在漫长的时间线上来观照都市的嬗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空间、时间的叙述呈现了深蕴在历史深处的文化情调和城市精神，并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化的都市经验。又或如卫慧、棉棉之类新一代的写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呈现出当代青年在上海、北京等大都会里迷失放纵的心理病征，而“都市”也因此被描述成一个物化的、狂欢化的空间。 　　由此检视1990年代以来的都市叙事，当代小说在观念、主题、叙述方式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显然，这种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对都市的认知，也为我们把握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但综观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