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寓教于乐”（一）.docVIP

浅谈“寓教于乐”（一） “寓教于乐”作为一个古老的命题，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被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提出。“寓教于乐”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的“教化”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在中国一直被认可和贯彻。不过，在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强力冲击下，传统的寓教于乐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由此也引起了不少的误会，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对寓教于乐的概念模糊，一提到“寓教于乐”就与“说教”“伪道学”联系起来，甚至有人公开反对“寓教于乐”。于是，什么是“寓教于乐”，要不要“寓教于乐”，怎样贯彻“寓教于乐”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一、重提“寓教于乐”具有现实意义 1“寓教于乐”的本质属性体现了它的科学性 “寓教于乐”是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对诗的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指出诗应当有教育和娱乐的双重作用：“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①简明地说，就是“寓教于乐”。“教” 既包含道德教育，即赞美善良、简朴，纠正暴怒，指示生活道路，激发高尚情感等内容；也包含着开发文明，即放弃野蛮，划分公私，订立礼法等内容。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在诗和艺术作品中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 与西方“寓教于乐”遥相呼应的，是盛行于古代中国几千年的“载道说”（或教化说）。载道说较早可追溯到孔子，“兴观群怨”说反映出他对诗歌社会作用的独特认识。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 “文以贯道”之说。古人提倡“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实则是以“文”为载体，宣扬其“道”，达到以“道”育人的目的。文学教化说的源头是《尚书·尧典》，其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②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故此“乐教”亦可谓“诗教”，也即文学教化论的言说。 可以看出，寓教于乐已经是几千年前的理论，是不是已经过时，没有任何意义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理论、观点或者思想都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寓教于乐”通过不断发展，早已突破“诗”、“文”的局限，成为一种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还被引用到教育理论中，成为一种教育教学的重要法则。作为一种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寓教于乐”涉及文艺的娱乐作用和教益作用的有机统一、协调规律，涉及文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完美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阐明了文学作品既要有善的、向上的内容给人以教育，③又要有美的形式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寓教于乐”。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也鲜明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④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具有很强的文学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教育教学的重要法则，“寓教于乐”要求我们当今的教育要面向新的形势、新的教育观念，要以当今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美的方式来陶冶他们的情操，让他们在快乐中学习，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为创建和谐社会服务。因此，“寓教于乐”是具有科学性的，对个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2当代文艺现状需要我们重提“寓教于乐”的创作原则 如前所述，“寓教于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这就要求文艺作为一种“乐”的形式和载体，必须要有“教”的思想内容和责任。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和特征，文学与艺术总以其本能的敏感，表达并呈现着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景观，而今天我们的文艺呈现出怎样的时代景观，它又是否履行了其应有责任？ 纵观今日文坛，可谓一片繁荣：书市上人头攒动，报刊，杂类书讯频频闪现。新老作者一起努力，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应有尽有。但能够被读者普遍认可和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却廖廖可数。《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何建明认为，在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我们的文学创作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确实是“百花齐放”。但由于缺少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主流作家以及具有批判性和深刻性的作品，繁荣背后紧缺的是大师级的作家和作品，缺少的是有深度并且有启示意义又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消遣性文艺绝对地占据了市场。80年代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三毛的带有传奇性的散文，都相继在大陆畅销。90年代王朔等“痞子文学”作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