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docVIP

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回应这一重要议题过程中，学界一方面应秉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逻辑，给予构建经济法治体系以准确解读，另一方面，还应结合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①这一客观条件，着力增强重点经济领域的立法。正是在回应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极富现代性特征的经济法当以“科学立法”为起点，克服时下经济法立法中存有的“碎片化”困境，提升经济法立法的“体系化”，从而及时把握新常态背景下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为推动经济法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当下经济法立法的“碎片化”现象及其困境 ( 一) 目前经济法立法中存有的“碎片化”现象时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后立法时代”，经济领域具有重要支架性作用 的法律制度业已形成，其中，由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广告法、财税法、金融法等构成的经济法律体系已蔚为大观，很多经 济领域的单行法也已完成“大修”。不过，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1］标准观之，经济法律体系仍有极大 的发展空间，例如，完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和优化金融法律制度，以 此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提供法治保障，即是当 前需要极力解决的主要问题。这表明，若以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的尺 度来看，经济法的立法工作距离系统性、科学性、有效性的要求尚有 不小的距离。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法立法中存有的“碎片化”问题是 诸多经济法立法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及至今日，这一问题已经影响 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具体来看，经济法立法中 的“碎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经济法的子部门 法各自增强了法制建设，与此同时，整体性的综合立法显得滞后。若 对经济法的子部门立法进程加以分析不难看到，自中共十四大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 保障”［ 2］以来，规范我国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领域的经济法律制度陆续颁布。以《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3) 、《产品质量法》 (1993) 、《广告法》 (1994) 、《预算法》 (1994) 、《商业银行法》 (1995) 、《中国人民银行法》 (1995)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2003) 、《反垄断法》 (2007) 、《企业所得税法》 (2007) 等的制定和实施为标志，经济法的立法取得了十分显著进展。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银行法学研究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竞争法学研究会等相关学术机构的纷纷成立，经济法的子部门立法显示出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极为丰富学术积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经济法的综合立法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则长期相对滞后。具言之，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法学界就开启了创制基本经济法的探索之路，相关制定《经济法纲要》的建议还一度引起中央领导 同志的关注，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 ( 起草大纲征求意见 ) 》(1986) ，同时，关于制定《经济法纲要》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相对应的成果［ 3］。不过，经济法综合立法实践与相关研究较之于子部门法的创制与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就经济法立法体系的发展现状而言，其子部门法各自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与经济法综合立法的滞后已经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者说，缺少基本经济法统领的经济法呈现出系统性、整体性缺失的“碎片化”状况。这一现状若不改变，无疑将影响到经济法立法体系的完善，以致制约我国治理体系法治化和现代化的推进［ 4］。其二，在法律多元的视角下，经济法立法的“碎片化”问题还反映在经济法制度分散为无数缺乏基本经济法整合的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这些分散的法律规范如何形成有效的合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法治问题。具体来讲，以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硬法规范和虽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但具有某种实际约束力的软法规范共同调整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关系是我国目前经济法律体系运行 的现实状态。对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肯定了“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 5］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可见，软硬兼济的混合法模式［ 6］实际上已经成 为当下我国经济法治发展的一个基本格局。但随之而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缺乏基本经济法统领和整合的背景下，经济领域的硬法规 范和软法规范的创制与实施难以形成系统全面、有机协调的制度体系，由此使得经济法运行目标的实现受到一定水准的消解。举例而言，在产业调控领域，我国虽然有《农业法》、《铁路法》、《电力法》、《邮政法》、《民用航空法》等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规范，但以“纲要”、“规划”、“指南”、“意见”、“决定”等形式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