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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手段 摘要： 与法律等外在的强制性控制手段相比，舆论监督是一种中介性的、社会内在的软控制手段。它实质上是以社会民主的方法，即公开信息及批评和自由讨论，通过治理社会失序为社会冲突提供出口，依靠公民社会的力量，调节社会关系、重塑社会共识，从而实现并强化社会的自我控制。 关键词：舆论监督；社会控制；公布真相；重塑共识 前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发展期，各类社会矛盾迅速涌现，社会失衡，政治、经济失序等问题不断凸现，群体突发事件频发，社会控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现状来看，单纯依靠暴力手段和行政方式已经难以维持完全的社会控制。要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还需要充分依靠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的稳定，舆论监督则正是具有这种功能的重要社会手段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 E.A.罗斯曾将舆论放在社会控制手段之首，他认为，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并且，“在实施中，民意比法律更少机械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必须等待‘明显行为’才能予以制裁，相反，舆论却能运用逐渐增加的压力制裁预期中的越轨行为，它能在任何时刻干预人们的行动。舆论预先警告的咆哮比法律静悄悄的恐吓更能阻止罪过的发生。”[1]这说明，社会舆论是实行社会控制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舆论以集体心理和大众传播为作用机制，立足于道德评判，它能够唤起或影响社会评价、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最终通过意见制裁、交往制裁和暴力制裁（主要指法律或人身的）三种力量作用于社会，因而表现出强大的制约力。本文认为，由于媒体能够反映舆论，所以舆论监督就成为舆论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主要形式。它通过向公众公开信息、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对国家机关、国家公务人员、社会团体和个人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进行报道、批评或建议，以此实现或强化社会控制。 并且，“从历史上看，舆论监督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而出现的。在人类创造法律制度之前，舆论就是调控社会的‘司法行为’”[2]。恩格斯曾说：“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3]虽然说氏族社会的这种舆论监督的控制效力与现代社会的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现代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只是舆论监督效力和影响力的扩大，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亦非氏族社会的民众所能想象。并且，在现代社会舆论监督已经成为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是看门狗，即第四等级；在中国是耳目喉舌，政府镜鉴。毋庸置疑，不论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社会，舆论监督都是社会有机体的啄木鸟，在对社会环境的监督和公民个人的约束上，它能够达到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以下即对这种特殊的社会控制手段予以简要分析。 一、舆论监督依靠公布真相实现社会控制 在我国，媒体不是司法机构，也不是结构性的监督部门，本身不拥有强制性权力，舆论监督不能对社会实施直接的硬控制。但它可以通过公开信息、揭示真相，将报道对象置于阳光之下，对社会实现软控制。 （一）公布真相能够削减信息不对称，促进社会的稳定。 在传统社会，传播结构是线性的，信息流动是纵向的，社会信息以权力为轴心，在信息的享有方面民众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迅速崛起，民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广度不断扩大，各种利益主体获取信息的要求不断提高。如果不能满足公众的这种信息需求，消除人民公仆和国家主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势必将加剧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导致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而舆论监督正是媒体满足公众信息需要的重要手段。因为舆论监督不是媒体替权力部门作宣传、作广告，而是将权力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公开政府最不愿意公布的公共信息，甚至是批评政府。新闻媒体正是通过这样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信息，将事实公布于众，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并消除公众的信息恐慌，从而实现社会控制。 并且，“社会实际存在的信息与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不对称，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信息不对称，其后果只会使政府公信力受损，还极易引起民众的猜疑和恐慌，无端生出许多是非”[4]。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即是明证。该事件之所以发生，应该也有真相不公开的因素在其中。当地少女李树芬溺水死亡，在长达六天的时间里，由于死者家属怀疑李树芬被奸杀而连续上访上诉，但警方没有及时公布信息，反而阻止媒体报道，致使谣言四起，矛盾激化，最终升级为暴乱。 （二）公布真相能够推动公民参与，实现公民自我控制。 新闻媒体是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而舆论监督则是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新闻媒体正是借助舆论监督这种方式，公开社会公共信息和政府公共决策信息，为社会公众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