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28).docVIP

/SHANGJIANFANG123 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SHANGJIANFANG123 PAGE 571 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955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起讨论李煜和他的词，到现在已经30年了。30年是半轮甲子，时间不算短；其中又包括了十年内乱，不少问题已经由于灾难的教训而可以看得清楚了一些。因此，即使当时笔者的—篇讨论文章是北师大中文系两次座谈讨论中的主要“靶子”，又被毛星同志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断定为第一号的“考据癖”和“违反马克思主义”①；到了1957年还被夺去了笔达22年；但为了不辜负我们今天这个有着评论自由的时代，仍想对李煜的词的“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在当时受到不公正的贬低来作点评说，重新论定李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也许有人要说，李煜不过是当时偏安江南的属于大地主阶级的一个“荒淫皇帝”，后又亡国被俘；他的词，不但流传下来不多，而且都是“哭哭啼啼”的、“感伤的”、“颓废的”、“廉价的悲观主义”②，又有什么重要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呢？但我认为，在“史无前例”的灾难的噩梦中觉醒过来的人们，会认为那种真实而深挚的感伤的以至悲剧的作品，其价值决不是那些“瞒和骗”的廉价的“乐观主义”的“作品”所可同日而语，很值得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论列。 也许又有人要问：“你怎么老是要‘向后看’，老是要纠缠历史旧帐？”但我又以为，如果连学术上的“历史旧帐”还没有胆量去分清是非，又怎能有胆量去插手“现实新帐”？如果连“向后看”的勇气都没有，又怎能有勇气去“向前着”呢？ 于是，“上山不问下山人”，我还是写下去。“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一 1955、56年的李煜词讨论，虽然发表专文的只有十多人，但举行座谈并有文字记录发表的单位，就有北师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北大文研所、中大中文系和作协上海分会等。参加讨论的有姓名、有文章（包括摘要）或有发言的，人数竟近百人（文章和发言没发表的，可能还不少），其中包括文学研究方面的许多耆宿和知名人士，如游国恩、李长之，启功、黄药眠、钟敬文、林庚、余冠英、吴组缃、浦江清，范宁、俞平伯、钱钟书、陈友琴、何其芳、蔡仪、詹安泰、楼栖、王起、沈尹默、龙榆生、刘大杰、徐中玉、马茂元、赵景深等。③李煜的词流传下来的，除了那些是他人之作搀入或颇为可疑者之外，不过30首左右（其中有些还是残篇），总字数不够两千字；而且，当时只是在《文学遗产》上讨论，并没有像“《红楼梦》研究”讨论那样去进行“组织发动”，但却能引动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单是这现象就很值得深思：如果不是李煜的词本身具有相当丰厚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意蕴，具有强烈的、永恒的艺术感染力，千百年来一直影响很大、很普遍，是难以出现上述的现象的。 在当时的讨论中，对李煜词的艺术性，虽然大家肯定的程度、范围和侧重点颇为不同，但持肯定态度这一点却是比较一致的。对李煜词“千百年来受到读者的爱好”这一现象，也得到普遍的承认，几乎没有异议。但是，对李煜词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意见，可就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分歧很大很多。这些意见，如果从肯定或否定这一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对李词的思想内容表示基本肯定或相当程度的肯定，认为李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体上是统一的；持这类意见的同志从讨论开头到结尾都有，粗略估算，占参加讨论人数中的大多数。第二类，对李词思想内容基本否定或完全否定，以至认为“内容反动”的，人数不多；不但持这类意见的专文很少，而且在五个讨论记录中，只有北师大中文系那一个是这类意见占上风，其他四个记录都不是这样。第三类，认为李词根本就没有爱国的思想感情；既“没有人民性，也不是反人民的”；李词的“思想感情虽不能说是如何太坏，至少也是不值得推崇的”，至于李词长时期受读者爱好“是因为在他被俘后的作品中，所流露的哀愁，尽管在实质上同人民的哀愁不一样，某些方面却有一种类似”。这就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毛星同志提出的“类似”说④。 对当时讨论中的这三类意见，现在看来，或者在观点上，或者在方法上，都或轻或重地受到“唯阶级论”和“政治第一”的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如第二类的“否定”说，采取的是近于“划阶级”的简单化的方法，也表现得比较粗暴，是相当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第一类意见虽想对李词思想内容有所肯定，但因为（以拙文为例）也是以接受“唯阶级论”和“政治第一”为条件，也未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在方法上是“由之而不以其道”，因而也未能把肯定李词的思想内容，肯定李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意见阐述清楚，没有说服力。而第三类“类似”说，实质上仍然是从观点到方法的“唯阶级论”和“政治第一”的庸俗社会学，只是在形式上比较精细，行文比较委婉，因而可以算是细致的庸俗社会学，但也因此，要讨论就得多花点篇幅，多费点工夫。 毛星同志的第一篇文章是于当时讨论进行中，突然在《人民日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