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古典文学论集 (12).docVIP

/SHANGJIANFANG123 当代红学史论三题 /SHANGJIANFANG123 PAGE 193 当代红学史论三题 ——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 编者前记：去年冬，我刊就确定把此文章发于今年第一期；后因稿挤转入第二期。年初见到新华社报道：胡绳同志在社科院为俞平伯先生举行的庆贺会上说：“俞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1954年“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那次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先生，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1月22日《羊城晚报》）看来，本文作者三年多前的论点，现在该可以见容于学术界了。这里，特摘录作者去年九月来信所述有关该文争取面世的种种困难情况，以供读者参阅： 我认为1954四年的“批俞”是个“错案”，不同意当代某些红学史的专著和专文对“批俞运动”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此文作于1982年秋，并于是年冬在一个内部发行的师专学报刊出。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专刊曾影印转载过我别的署名的好几篇红学文章，也包括在上列这个内部学报刊出的文章，但就是没有转载这一篇；这，如果让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说两句不自量的话，那么恐怕不是此文缺乏转载的资格，而是因为那位担任《红楼梦研究》专刊的顾问，恰恰是拙文指名批评到的几位同志中之一位，虽然这位同志曾在文章中公开说过“要有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一类的话。……拙文曾投寄几个全国性的有关的学术评论刊物，得到的答复都令人兴奋：有的说是“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有的说是“作为一家之言，是充分说理的”；有的还答应代转其他刊物，等；但是，寄来寄去，转来转去，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终归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看来，这几年虽然百家争鸣呼声甚高，但要在红学界认真讨论“批俞运动”问题，似乎时机尚未成熟，就像鲁迅所说，听到口令“开步——”时切不可立即举足，一定要等听到“走”字时，才可以真的“开步”。1980年《齐鲁学刊》曾提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问题应该进行学术探讨；可是后来似乎碰到麻烦，未能“探讨”下去。但最近，胡乔木同志说，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光明日报1985年9月6日），这不但等于肯定了当年《齐鲁学刊》提出问题的勇气和眼光，也为今后讨论“批俞运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参照系：既然1951年的“批《武训传》”可以基本否定，那么，对于1954年的规模大得多也激烈得多的“批俞运动”，现在来提出一些质疑意见，该是时机“已经”成熟了吧？……因为近年几乎没人谈这个问题，所以这篇作于三年前的拙文，现在看来似乎尚未过时，这是笔者的“幸”呢，还是红学界的“不幸”？……拙文原有个副题，由内刊编者删去，现补入。拙文篇幅较长，如可发表，我宁愿用小号字排版，使之少占篇幅，但希望尽可能勿加删削，以保存历史面貌。…… 时贤把1949年建国以来的文学史叫做“当代文学史”；这里，我们也把讨论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问题，叫做“当代红学史论”。 按我们的看法，当代红学史可分为三个时期：一，建国至“文革”前十七年；二，“文革”十年；三，“四人帮”垮台以后。这里要讨论的三个问题，都属于第一个时期即“十七年”的范围内。这三个问题是：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开始于何时？ 二、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应如何评价？ 三、“批俞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什么作用？ 这三个问题是互有关系的。 需要说明：本文提出的，仅是讨论意见，未敢自以为是，欢迎指教。 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开始于何时？ 关于当代红学史的分期，已出版的两种红学史著作，看法不尽相同。郭豫适同志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下简称郭著）有个评论俞平伯先生的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第十章，但没有谈到1953年那些由王佩璋同志代笔的文章，也没有谈到建国后到1954年9月开始讨论之前那几年其他同志的文章。接着，郭著就转入第十一章《对唯心论的批判和〈红楼梦〉的讨论（上）》，其第一节《五四年批判唯心论前的情况》，除谈到白盾同志1952年作、1954年11月发表的批评俞平伯“怨而不怒”风格说的文章之外，也没有谈到那几年其他同志的文章。①（郭氏的1961年作、1979年修改的另一著作《〈红楼梦〉研究述略》，把红学史分为三个时期；其“第二个时期”指“1921年至1954年”，更是明显地把建国后到1954年那几年划入1921年开始的“新红学”时代去。②）韩进廉同志的《红学史稿》（下简称韩著）第十章题目叫做《“十七年”的“红学”历程》，表明他所指的这个时期是从建国时起算的：这和郭著不同。但是，韩著这一章的第一节小题叫《李希凡、蓝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