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docVIP

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摘要〕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为此，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加强基层政府在网络上的回应和基层网络建设；第二，于网络政治的角度，基层治理中要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治理以创新“治理术”，从而加强社会建设。 　　〔关键词〕 　　基层治理；网络政治；治理术；农村社会建设；农民 　　〔中图分类号〕D63-39〔文献标识码〕A〔编号〕2095-8048-（2018）02-0091-07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原因导致的局部社会冲突值得我们注意。笔者认为，导致这种冲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不公平与底层利益受损；第二，民众的维权意识与参与意识增强。这正如《2015社会蓝皮书》指出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依然比较突出，部分群体的社会受挫感和相对剥夺感表现仍然比较强烈；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诉求增强。”〔1〕 　　进一步说，首先，“不公”导致居民之间的待遇差异甚大。“不公”是我国历来已久的历史问题，甚至因为“不公”而引发的反反复复的底层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而今，“不公”依然存在，例如，从城市与乡村居民的不公的角度来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1扩大到2009年的∶1；从区域差距的角度来看，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多元；从省际差别的角度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相差67789元。〔2〕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存在的“不公”背后所反映出的本质是身处在其中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等。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底层社会的获得感与剥削感成了反比，为此他们愤愤不平。其次，民众的维权意识与参与意识增强。笔者依靠多年研究网络政治的经验来看，也的确如此。第一，民众依法和依理进行维权的增多，而不再以“闹”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聘请律师，或者自己在家学习法律知识，从而更好地进行维权与抗争。第二，网络成为基层民众维权的一个新工具。他们把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与证据公布在网上，还艾特（@）大V或一些媒体微博，希望传播得更广，在舆论层面实现倒逼的可能，进而把问题解决。〔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些农民因不公和利益受损，所以选择反抗与举报，而地方干部又依旧延续原有的治理思维与路径，又在“一票否决”的压力形体制下，对农民的做法采取暴力的、强硬的做法予以反击。 　　当基层官员和农民之间形成对立时，问题也就很难解决，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性的妥协，更多的是“你死我活”的野蛮型政治在左右着官民之间问题解决方式，如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对上访民众采取“非法”措施。为此，这根本不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只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显然，当农民面对基层的某些强权政治时，作为弱势群体之一，他们会选择有“策略主义”（欧阳静，2011）的抗争方式。如“假装屈服”“暂时放弃”“形式上的妥协”“故意认错”等成为了他们的“抗争伎俩”（抗争术），目的只有一个：缓和冲突，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表面上看，农民是“输了”，但地方干部真的赢了吗？显然没有。所以基层“社会和谐”是依靠强控制得来的，而非真正的和谐，且和谐的背后并没有真正地把农民的利益诉求解决（于建嵘，2007）。同时，对于有些基层干部来说，他们“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提出的问题”。这势必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所以，基层治理术需要创新。面对如此复杂、棘手的基层治理难题，我们应该创新办法解决。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对基层治理而言，学界提出的办法是，如“选择性治理”（郑风田，2012）、“整体性治理”（段兴友，2014）、“分类治理”（申端锋，2010）等，这些办法虽然都很好，尤其是在治理思路上提出了创新，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权力缺乏监督。一方面，农民的监督权力因为诸多原因而形同虚设，村民选举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家族的游戏，成为乡村企业家们可以左右的一场闹剧，农民的权利（徐勇，2007；张英洪，2011；周其仁，2011）与尊严何在？他们似乎是乡村社会最边缘的一个群体，只能充當配角。另外一方面，上级政府中的某些人对一些村干部们的腐败视而不见，甚至同流合污，政治庇护，为此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就不存在。“拉帮结派”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态导致农民有苦无处说、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