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材之大师的风度.doc

大师就是大师，风度就是不一样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所以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有侠义之风，曾有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有，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所以烧掉云云。 康有为 袁世凯为笼络康有为，召他主持清史馆。康有为力辞道：“我若修清史，则袁世凯首为罪人，如此必不为所容，所以不可赴任。”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王国维 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黄侃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章太炎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蔡元培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梁启超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 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王闿运 王闿运进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刘师培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云集北大，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可谓一时盛事。熊十力和冯文炳（废名）曾为争论问题而扭打不休，熊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但丝毫不曾影响关系。 萧公权 萧公权说，他在民国二十七年到昆明时，听见一位朋友说：Whatever Tai-sun Says， goes；Whatever goes，Chih-sheng Says。意思是说“岱孙（陈岱孙）说了便行；芝生（冯友兰）行了便说。” 蒙文通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实秋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钱钟书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途中，钱钟书手不释卷，怡然自得。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议。 钱钟书则告诉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能够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邹文海《忆钱钟书》 陈寅恪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